凡念過中學歷史，大抵都背過這么一篇文章，那就是國學大師、革命家章太炎先生的《駁康有為論革命書》，此作被視為近代中國三大論戰之革命派與保皇派論戰的重要代表作。然而，素來以狂狷著稱的章太炎在針對自己曾經信奉的教主康有為(章太炎曾加入康的強學會)時，到底做出了怎樣的駁斥呢？

在一探究竟之前，我們不妨先來了解一下章太炎跟康有為之間的淵源：

章太炎因受到祖輩和父輩之民族主義熏染，痛恨滿族統治。1895年，他聞知康有為的“公車上書”之舉，大感振奮，立刻給康有為的“強學會”寄去十六元銀洋，并申請會員資格，成為“康門信徒”。但作為一位樸學大師，章太炎卻從根本上反對康有為之“新學”理論，尤其不滿康賴以成名的《新學偽經考》跟《孔子改制考》(康直指由漢朝劉歆整理編訂的“經”是偽經，而劉歆則恰恰是章最為推崇的學者)。

此后，章太炎加入梁啟超主持的《時務報》，目睹了康門弟子恭維老師的諸般言行，更是火冒三丈，怒稱“康有為能與孔子比嗎？”之后跟《時務報》分道揚鑣。雖然之后流亡日本時曾再次加入梁啟超的《新民叢報》，并一度試圖調和孫中山之革命派和康有為之保皇派的關系，但最終仍對康有為種種保皇復辟的行徑極為不滿，在康有為七十歲時，更特地贈以“國之將亡必有，老而不死是為”一聯加以諷刺。

章太炎發表《駁康有為論革命書》的背景在于康有為當時在海外發表了一篇《答南北美洲諸華商論中國止可行立憲不可行革命書》，闡述了他反對革命排滿、主張立憲保皇的立場。提出：立憲容易，革命困難，立憲有利，革命有害;只可以立憲，而不可革命。因此，從最根本上講，章太炎撰文至為了駁斥康有為的謬論，澄清人們的思想，同時宣傳革命主張。而在具體上，又可分為以下幾點：

一、滿漢是否同族同種。康有為提出中華民族已然一統，援引《匈奴列傳》，以為上系淳維，出自禹后。“氏、羌、鮮卑等族，以至元魏所改九十六姓，大江以南，駱越、閩、廣，今皆與中夏相雜，恐無從檢閱姓譜而攘除之。”指出不管是北方的氏、羌、鮮卑，還是南方的駱越、閩、廣，都跟中原人民雜居，已經難以區分種族。

對于這點，章太炎認為“近世種族之辨，以歷史民族為界，不以天然民族為界。”并表示，若是以天然來論，則“六洲之氓，五色之種，誰非出于一本？”最主要的是，章嚴格提出了駱越、閩、廣跟滿的區別，指出駱越、閩、廣“皆歸化漢人而非陵制漢人”，并發出質問：“今彼滿洲者，其為歸化漢人乎？其為陵制漢人乎？”而滿人之所以尊事孔子，奉行儒術，則不過是“南面之術，愚民之計。”

此外，康有為指出大家已經習慣了當時的衣服辯發，若是要改回宋明之服反而會覺得不自在。最次，章太炎駁之曰：強迫既久，習與性成，斯固不足以定是非者。并提出太平軍統治時期，大家都留發，而僅僅過了不到10年，當湘軍破了太平軍后，重新要求剃發時，大家便已經“朋儕相對，但覺纖首銳顛，形狀噩異”。以此證明，衣服辯發不過是強制后形成的習慣，并非什么同化。最后的“野蠻人有自去其板齒，而反譏有齒者為犬類，長素之說，得無近于是耶？”一句極盡諷刺。

二、滿族統治者對待漢人是否仁慈，是否平等。康有為提出像俄國統治波蘭、英國統治印度那樣，人民只需要交租納稅，而無統治權，那才叫奴隸，而在清政府治下，滿漢平等，并列舉沈、李、翁、孫，曾、左及李等漢人權臣。至于政治腐敗，則非滿清一家獨有，而是漢唐宋明一路沿襲。更特別指出，“圣祖立一條鞭法，納丁于地，永復差徭，此唐、虞至明之所無，大地萬國所未有。”

對于滿漢平等一說，章太炎很簡單的指出，曾左始終只是藩鎮，并非參與內政，而即便破了太平軍立下奇功，也是“爵不過通侯，位不過虛名之內閣”，而滿人福康安一破太晚，就被封貝子郡王。至于一條鞭法，章提出“名為永不加賦，而耗羨平余，猶在正供之外”，而當需要征用“南米”供給駐防時，明知民眾不高興，便借“美名”以征收。

此后，章太炎提出一個很有意思的論點，原文為“玄燁、弘歷，數次南巡，強勒報效，數若恒沙，己居堯、舜、湯、文之美名，而使佞幸小人間接以行其聚斂，其酷有甚于加稅開礦者。”意思就是，康熙跟乾隆多次南巡，其親民的形象宛若能跟堯舜媲美，而在迎接他們巡視的過程中，佞幸小人接機斂的財，比加稅開礦更為厲害。莊生有云：狙公賦芋，朝三暮四，眾狙皆怒，朝四暮三，眾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為用。

三、滿族君主是否誠心愿意立憲。在這里，康有為領導的維新變法之失敗，成為了天然的靶子，章言：“至于近世，戊戌之變，長素所身受，而猶謂滿洲政治為大地萬國所未有，嗚呼！斯誠大地萬國所未有矣！”并指出，只要當皇帝“視天位如敝屣”，方可以談行憲，而從歷史來看，當時光緒之所以支持變法，“其跡則公，而其心則只以保吾權位也。”章認為人情都是忠于利祿的，“夫所謂圣明之主者，亦非遠于人情者也，果能敝屣其黃屋而棄捐所有以利漢人耶？”

章亦指出，即便如康有為所言，皇帝未曾有滿漢之見，那么新法還沒有成功，便是皇帝個人能力的問題了，既然沒有一個像俄國彼得大帝那樣的雄才，又怎么能寄望于一人而行新政呢？

實際上，當時的請政府已經實行新政，效仿立憲制國家設上下兩院，但在章太炎看來，那不過是形式多過實際，在握有決策權的上院中，“誰為之耶？其曰皇族，則親王、貝子是已;其曰貴族，則八家與內外蒙古是已;其曰高僧，則衛藏之達賴、班禪是已。”顯然與漢人無關，而后筆鋒更是直指滿洲故土早就被俄國人奪走，言辭犀利稱，“夫戴此失地之天囚以為漢族之元首，是何異取罪人于囹圄而奉之為大君也！”

四、革命固然要流血，但立憲就能避免嗎？康有為之所以力主立憲，而不愿革命，其中一大主要原因在于，“長素以為革命之慘，流血成河，死人如麻，而其事卒不可就。”章援引英、奧、德、意諸國例子，表示立憲也要數經民變，才能得到自由議政之權。而對于康提出的“君權變法”，章則認為“固君權專制也，非立憲也。”從而得出結論，“流血成河，死人如麻，為立憲所無可幸免者。”

章太炎認為，立憲相較于革命來說有兩難，既缺乏自上而下的雄才，又不足自下而上的民意，而革命顯然已經符合民意，只是缺一個雄才而已。并提出“革命黨中必無有才略如華盛頓、拿破侖者，吾所不敢必也。”

康有為提出：“中國今日之人心，公理未明，舊俗俱在，革命以后，必將日尋干戈，偷生不暇，何能變法救民，整頓內治！”章譏之：“豈有立憲之世，一人獨圣于上而天下皆生番野蠻者哉？”并稱，正因為民智未開，才需要以革命形式強啟民智。對于康有為提出的“今之言革命者，或托外人運械，或請外國練軍，或與外國立約，或向外國乞師。”章則以“今日革命，不能不與外國委蛇，雖極委蛇，猶不能不使外人干涉。”相駁，舉日本推翻幕府統治時，也有法國人提出代為平亂。

除上述幾點逐一駁斥外，章太炎還花大篇幅針對康有為個人加以評論，主要涉及康與清王室的關系，以及康對于革命黨態度的轉變，最后寄望“若長素能躍然祗悔，奮厲朝氣，內量資望，外審時勢，以長素魁壘耆碩之譽聞于禹域，而弟子亦多言革命者，少一轉移，不失為素王玄圣。”

從上述章太炎駁斥的幾點來看，第一條顯然是跟當今觀點不符的，56個名族是一家早已深入人心，衣服辮發雖各有不同，但皆為大中華之一員。

第二條已是歷史問題，難以細究，張養浩稱“興百姓苦，亡百姓苦”大概可以稍作解釋。但章太炎在這里提出了一個極具沖擊的觀點，便是康熙、乾隆以南巡而獲親民之美譽，殊不知在這過程中給民眾帶來的損耗，可能更甚于優待。這點值得深思！

第三條章所提事實明顯，無可辯駁，只因康變法失敗在先，且是遭到清廷阻撓所致，這是天然的靶子，無怪乎章太炎大肆攻擊。

第四條則極為有趣，章在這一點上似乎更多是為了攻擊而作文，彰顯了他大師級的國文水平，在說理上則十分混亂，甚至與自己的諸多觀點相悖。譬如他說不敢擔保革命黨中是否有像拿破侖、華盛頓那樣的雄才，而在他的《太嚴先生自訂年譜》中，不止一次言及對當時革命的失望，稱言革命中雖多，能當大事者卻幾乎沒有。包括孫中山、黃興以及各派軍閥等人，在章眼里皆不足以擔大任，沒有胸襟謀略。再如，章在駁康提出的革命引入外國軍隊一事上也予以反駁，而其本人最不滿孫中山的一點便是，孫為了革命而不斷的跟國外勢力勾結。

其實，康有為提出的“革命以后，必將日尋干戈”，在日后的歷史發展中已經證明，連年的軍閥混戰，直到近半個世紀后方才安定，這其中最苦的，無非民眾而已。李敖在其大作《北京法源寺》中，便贊康有為為“先知”，只是可惜生錯了時代。至少在對革命的預言上，康有為確實“先知”了一把。

當然，章太炎先生是一個了不起的革命家，其在革命中展現的獨立人格令人欽佩，而革命或立憲，也不是我輩能夠評點得了的，或許正如太嚴先生所說，缺一蓋世雄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