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10月9日，“開缺兩廣總督”岑春煊夜宿武昌。是夜，武昌城中槍聲大作，岑春煊“安臥如故”。次日晨，岑春煊遣人買舟渡江，再乘輪返回滬上，“沿途閱報，知民軍已舉黎元洪出任都督，革命由此告成矣”。

岑春煊此番途經武昌，原為赴任四川“會同趙爾豐辦理剿撫事宜”。因與當國者在川省“剿撫事宜”上意見相左，已于七天前辭職。

久歷戎機、數任封疆的岑春煊心事重重、意興闌珊，對于武昌兵變，竟毫不在意。

進退兩難剿撫局

自丁未政潮瞿岑(瞿鴻禨、岑春煊)為奕袁(奕劻、袁世凱)所敗以來，岑春煊在滬上蟄居了四年。

辛亥年春，清廷宣布川鐵路收歸國有，拒不歸還士農工商所入股金，遂激成湘、鄂、粵、川等省保路風潮，以四川最為激烈。清廷應對無策，9月7日，成都血案發生，“自是川亂遂大，難以制止”。

為平息川亂，經過盛宣懷推薦，清廷決意起用賦閑已久的岑春煊。岑春煊素有人望，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岑出任四川總督，在任整肅吏治雷厲風行，一舉彈劾四十余名貪墨官員，人稱“官屠”。由此，川人德之。起岑春煊赴川辦“剿撫”，另一層用意是岑春煊久經戰陣，威望甚高，有能力掌控調往四川的新軍及川軍。9月15日，清廷發布緊急上諭，以岑春煊為“會同趙爾豐辦理剿撫事宜”，“著由上海乘輪，即刻起程，毋稍遲延”。

清廷應對保路運動的“剿撫”之策，重剿輕撫，載澤、盛宣懷、瑞澂等人主張對保路運動強力鎮壓。但與清廷對岑春煊的構想相反，前往剿滅川亂的岑春煊還未出上海，即詢問川路章程，岑認為，路事與剿撫相關，川省風潮正因鐵路而起，若路事處理得當，風潮自然平息。對此，盛宣懷答以“朝廷命公剿辦亂民，不命公問收路事，無以章程為也”。

盛宣懷的答復讓岑春煊不滿。于是，岑致電內閣，敦請朝廷下“罪己詔”，岑稱，“總之不短少路股一錢，不妄戮無辜一人，必須雙方并進，并于諭旨中稍加引咎之語，則群議自平;而給還全股，出自朝廷特恩，各路人民，必歡欣鼓舞”。

岑春煊此議一出，立場與在野的立憲派黨人完全一致，朝野轟動，清廷中“剿撫”兩派都大為震怒。“罪己詔”一議，等于認定政府失職，“鐵路國有”政策完全失敗。

9月下旬，岑春煊抵達武昌，與瑞澂言川事，知朝中大臣與之意見全然相左，遂向清廷電請辭職，朝廷立馬就下旨同意了。

岑春煊盡管人未到四川，但與清廷的爭端，卻獲得四川保路風潮中立憲派的歡迎。對于岑春煊入川，立憲派中人稱“盼禱者不啻大旱云霓”。

立憲成空夢一場

岑春煊與立憲派的關系由來已久。早在1898年戊戌變法期間，岑春煊就與維新派人士有來往，受康有為影響頗大。戊戌變法期間，岑春煊向光緒帝呈遞奏折，主張對內外冗濫官員進行比較徹底的裁汰，此疏深為光緒帝賞識。

庚子事變，京師危急，西后詔天下兵勤王，各省督巡觀望待時，唯岑春煊以一甘肅布政使身份取道沙漠，千里勤王，“至昌平，入謁，太后對之泣”。慈禧狼狽出走，岑春煊隨身護從。一夕宿破廟，岑環刀立廟外徹夜。慈禧夢中忽驚呼，岑則朗聲應曰：“臣春煊在此保駕。”到達西安，慈禧哭著說：“若得復國，必無敢忘德也。”后來，慈禧果不負承諾，岑春煊官位直線上升，歷任巡撫、總督、尚書等要職，位躋一品，權重一時。而岑春煊也確屬清末能臣，疆事凡有不決者，慈禧多有所依仗。

1907年丁未政潮，清廷中的清流瞿鴻禨一派聯手岑春煊，欲排斥濁流奕劻、袁世凱一黨。隱藏在此次政潮背后的，卻是兩種形式的立憲派之爭。瞿岑以地方派立場為主，奕袁則主張加強北洋系力量。而早在1906年七月清政府頒“預備仿行憲政”上諭時，岑春煊就積極主張變革官制，促進提早立憲，秘密派親信到上海，并寫信聯絡張謇，允資1萬元(銀元)支持江浙立憲派籌設立憲團體。丁未政潮中，岑春煊背后除了地方力量之外，還與流亡海外的勢力頗有來往，康有為的女婿麥孟華為岑春煊充當謀士。

丁未政潮以瞿岑二人敗北結束。袁世凱攻擊岑春煊的手法，則是將康梁(康有為、梁啟超)照片與岑春煊的照片合成一幀，并通過奕劻呈送給慈禧。慈禧最恨康梁，但仍顧念“岑某有庚子舊勞，勿令難堪”，岑春煊遂以“開缺兩廣總督”身份在滬上養病。

岑春煊開缺后，對于時局，越來越不滿。1911年5月，皇族內閣成立，岑春煊對此更為失望，稱此局面為“吏殘于上，民怨于下，譬猶厝火積薪，不可終日危亡之勢，盡人皆知”。

1911年10月3日，岑春煊再次下臺后，他如此評價他與當國者之間的矛盾：“比抵漢上，細審事機，知政府之發蹤指示與川省之現辦情形，均與鄙人所陳不無歧異。宗旨既各有所見，辦法即不能強同，九牧十羊，事必隳壞。”

大廈將傾，岑春煊的立憲主張與施政觀念，與當國者越來越乖離。他對10月10日夜發生在武漢的新軍起事未必全無感覺，但更多的恐怕是一個事不關己的“旁觀者”。

為歷史開未有之局

1911年10月中旬，岑春煊抵達滬上，此時得知清廷已補授岑春煊四川總督。岑春煊對朝命再三辭卻，清政府一再電懇其勿辭，保路同志會也宣言：“目前各衙門告示，除將軍(玉崑)、岑宮保而外，我川人均可置之無睹焉可耳”，川籍京官也入奏：“迭接成都、資州、重慶急電，呼吁聲嘶，望岑春煊如望歲也！”岑春煊勉受川督。

岑春煊隨后向清廷提出擴編軍隊、增撥槍炮子彈、發銀百萬兩等要求。但其時，革命已經卷席東南數省，清廷餉困兵拙，籌餉、調軍多為畫餅，甚至于岑春煊所招的黎天才部，也投入共和陣營。岑春煊欲順江西上，而沿江各省，皆已光復，欲借道江蘇，而江蘇革命已成。岑春煊欲為大清帝國盡最后一份力，也終于受挫。對于辛亥革命后清廷的局勢，岑春煊稱，“非至遜位詔出不可止也。”語帶痛切，卻也有駑馬戀棧的誠摯。

在內外交困的局勢之下，昔日清廷的封疆大吏岑春煊轉向了革命。

1912年1月1日，中華民國宣布成立，岑春煊向北京內閣發出贊成共和通電，敦促清帝遜位，“為世界歷史開一未有之局，誠吾國之光榮也”。

1916年，袁世凱復辟帝制，護國戰爭爆發，兩廣將士們公推岑春煊為都司令。岑春煊在就職宣言中誓言：“袁世凱生，我必死;袁世凱死，我則生耳！”

(本文參考岑春煊《樂齋漫筆》、莊練《中國近代史上的關鍵人物》等著作。)

岑春煊(1861-1933)

原名春澤，字云階，壯族，廣西西林人，清末民初政治家、教育家。1900年八國聯軍進犯京津地區，岑春煊率兵“勤王”有功，成為清末重臣，官至總督、尚書，與袁世凱史稱“南岑北袁”。民國后，先后任福建巡按史、粵漢鐵路督辦。及袁稱帝，被南方推為討袁軍都司令。至孫中山在廣州組織軍政府，岑春煊與孫中山同為總裁，后反對北伐與孫中山決裂。1920年后寓居上海，不再介入政事。1932年，捐助十九路軍3萬元支持抗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