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調的馮道73歲無疾而終，而高調的解縉卻只活了47歲，且是“非正常死亡”。這是一條奇怪的逆淘游戲規則。拍馬者也優汰劣勝。

解縉，一個明代奇才，一步步變成“高端馬屁精”，但這位有才的馬屁精，最后卻還是被拍馬無術的同僚“忌才”而死。

朝堂上低調或高調的官員，與忠奸無關，不是低調的官員就是奸，高調的官員就是忠。在評價解縉這個人時，所謂“忠奸”及“名節”是個偽命題，在他身上根本不存在。后人有贊解縉：剛直不阿，嫉惡如仇;對國家忠心耿耿，視個人生死于度外。這種高度評價，倘若解學士在天有靈，聽了也定汗顏。建文之難中，這位奇才臨陣脫逃、改換門庭的表現，實在配不上“名節”二字。

所以，這里我們就事論事，不談品質，只談“才氣”與“調門”之關系。

就才而言，當時明朝初期三任皇帝的朝堂上，解縉之才首屈一指。否則，就不會有解縉版的百科全書——《永樂大典》出爐。當然，這個“才”主要指文才，并非治國安邦的經天緯地之才。然而，即便是文才，當時朝堂之上也沒幾個拿得出手的，在奴才與馬屁精的群體中，才華橫溢高調出擊的解縉還是相當突出的。

按庸俗政治學分析，解縉之死，一點也不冤。誰讓你擺不正位置，參與皇帝繼承人的斗爭中？你自鳴得意的“好圣孫”、“啟爭也不可”之語，公開支持皇帝大兒子貶斥皇帝偏愛的二兒子，在暴君朱棣眼里，已經嚴重越位，預定死期。

雖說解縉是越位而死，可是死得也有冤屈——他不是主動越位，上趕找朱棣摻乎皇位繼承人這件事，而恰恰是朱棣主動找解縉“征求意見”。

領導找你“征求意見”，其實是希望你“沒意見”，這就是中國歷史朝堂上的毀人游戲。

高調的才子太把皇帝的“仿真狀”當真了，于是乎“善稱之不容口”、“無顧忌”。他哪里曉得那只是“表面姿態”。才子高調發言是為了表現才，但是，朝堂上，有時卻需要你裝聾作啞，只需要奴不需要才。

在領悟領導的實際需要上，解縉遠不如前輩馮道聰明。五朝元老、不倒翁馮道雖庸才碌碌，但定位很準，調門很低，他把自己定位為“大勤務兵”，老奴不談主子范疇的事，所以茍全性命七十余載。

高調的解縉所恃之物，無非二者。一者才，二者寵。他因才受寵，因“調”失寵。在主人眼里，你首先是奴，然后方是才。你把奴才這兩個字的位置掉了個個，就會遭到主人的厭惡和拋棄。在奴才與主人之間，橫亙著一條不可逾越的鴻溝，只有受寵若昏的奴才，才會把什么“朕與爾義則君臣，恩猶父子，當知無不言”的鬼話當真。

本文不為馬屁精叫屈而為才子鳴冤。解縉并非在官場上一竅不通的書生，他的拍馬之術也是出了名的，靠拍馬詩詞贏得朱元璋朱棣這一對暴君父子的欣賞，能說他是不識時務嗎？但問題就在這里，一個才子把大把時間和精力才華用在在拍馬屁上，還是免不了殺身之禍，這是為什么？因為在真正涉及國家大事和未來政權繼承的問題上，你若表現了不應有的才華和獨到見解，也終將被主子不容所毀滅。

直接導致解縉落馬的有兩件事，這兩件事，都跟解縉的高調作風有關。

一是“泄禁中語”。即將國家機密大事隨便說給別人。二是“廷試讀卷不公”。就是說解縉主持兩次會試，判卷不公，選拔的狀元榜眼探花，都是本鄉本土的江西人。這兩件嚴重政治過失，都是解縉的政敵——他所冒犯的“太子漏子”朱高煦舉報的。

依解縉的高調放曠的行事風格，謹慎二字不在他的字典中，這兩件舉報未必空穴來風。只不過政敵要夸大其詞，借題發揮。關鍵是朱棣的態度，他不是個沒主見的皇帝，為什么聽信了“讒言”呢？須知，在暴君眼里，任何人不是他的寵物，就是他的棍子，當他對驕傲的寵物已經厭煩時，那么就要用棍子打打寵物的威風了。

朱棣采信解縉政敵的舉報，不排除是對高調的才子“殺威”考慮。

然而這兩件事即便屬實也是過錯不屬罪行，朱棣只能將解縉降職使用。但對才子嫉恨何止一個“太子漏子”，解縉口無遮攔，得罪的同僚多矣，“墻上蘆葦，頭重腳輕根底淺;山間竹筍，嘴尖皮厚腹中空。”這是解縉對官場那些用庸才的著名挖苦和諷刺。對同僚大臣十有八九，他如實品評。說某人誕而附勢，雖有才而行不端;某人可算君子，卻短于才華;某人有德望，但不疏遠小人。然而這些被他藐視的人，恰恰是一二品大員。他們聽到解縉的評論，怎能不反感甚至嫉恨？

此刻，沒有一人伸出援手，而紛紛落井下石。在才子沒有受寵的時候，這些同僚敢怒不敢言，而在才子失寵的時候，就都變成了一把把利器。解縉的路越來越窄了。

然而，由中央大員變為地位官員(大學士謫“廣西布政司參議”)的解縉，對日后重新啟用仍抱有幻想。于是，“不思悔改”的依逞高調，犯了一個致命錯誤，最后搭上了自己的性命。

當朝皇帝朱棣命他進京匯報工作，他到京時朱棣卻出去遠征漠北不在京城，被晾久了許久的解縉“臨場發揮”，就直接去了太子府邸，朝見正在留守監國的皇太子朱高熾匯報工作。

按照“組織程序”，一般大員這樣做也無可厚非。然而，一個因參與皇帝家事而失寵的非常官員，這種事，于公可以，于私則是犯了大忌。他忘了其實唯一的領導應該是當朝皇帝，而非明天的皇帝——太子。

老領導最忌諱喜新厭舊的屬下，投靠新領導的人在老領導眼里罪不容誅。正好“太子漏子”朱高煦一直盯著政敵呢，于是“私覲太子”、“無人臣禮”便成為才子的死罪，朱棣把解縉扔進大牢那一刻，已經厭煩昔日寵物到了極點。最后查房時對牢頭說出那句“縉猶在耶”的暗語，宣判了才子的死刑——才子被牢頭灌醉，受凍而死。

后世在解縉之死這件慘案上，指責陷害才子的一系列小人。其實，真正要殺且能殺解縉者，唯明成祖朱棣一人。沒有他的暗示，誰敢動這位昔日恃才放曠者一根汗毛？而朱棣之所以要殺解縉，首先是他極為不滿降不下重心的高調奴才，最重要的，是不想看到，自己百年之后，這個才子被大兒子啟用重受新歡的得意。

在殺害才子的朱棣眼里，所謂才子只配做做拍馬詩歌，頂多編編書齋里的玩意，對才子的寵愛，與倡優何異？

大明才子解縉自命不凡，不了解自己在主子心中的地位與真實處境。他就一個“三陪文人”的角色，他的才藝表演已被嚴格限制范圍：歌功頌德，插科打諢。倡優能干的，他可以干;國家權臣能干的，他絕對不可以干。

在解縉遇害的時候，太子朱高熾在干什么？袖手旁觀！縱然你拼命挺他，但他為避免引火燒身，還是選擇了隔岸觀火。朱高熾是一位仁君(明仁宗)，可仁君最大的問題是仁慈背后的軟弱。他會為了才子犧牲自己嗎，不，哪怕是損傷自己的一根毫毛，他也不愿意。因為在任何君主的心目中，金身與奴身不可比。

解縉死后十年，他所力挺的朱高熾終于熬成了皇帝，解縉一案“平反昭雪”。然而對一個已經“凍死十年”的才子而言，還有什么意義呢？解縉不能復生，高調的才子在朝堂上依然重復著被毀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