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人筆記《名人逸事》有篇文章《曹振鏞之誤清》中記載：整個清朝，重臣死后謚號為‘文正’的共有七人(實際上是八人，另一人是劉統勛)：湯斌、朱珪、曹振鏞、杜受田、曾國藩、李鴻藻、孫家鼐。

清人評價說這七人中湯斌以理學，朱珪以學問，曾國藩以勛業方面的成就得到‘文正’謚號，這幾個人沒有任何非議。李鴻藻、孫家鼐則是以給皇帝當師傅得到的謚號，這是慣例，這兩人也沒有什么明顯過錯。杜受田給文宗當師傅，相伴的時間是最長的，贈他這個謚號也是正常的。等到了曹振鏞則是挑剔細故，‘雞蛋里挑骨頭’，箝制人心，讓天下人不得發揮各自的聰明才智，造成一個不痛不癢的天下。等到洪楊事件(太平天國起義)突發，幾乎到了亡國的地步，這都是曹振鏞造成的。

這七人唯曹振鏞被認為不配享“文正”這個謚號的。且清人直接就說他的罪過是“造成一不痛不癢之天下。……洪楊猝發，幾至亡國，罪過極大”。

道光皇帝執政后每天都要批閱大量的奏章，要是仔細查看，就是整夜不睡覺也看不過來;若是不認真看，又怕遺漏下什么被臣下欺騙。章奏不能遍閱實在煩悶，苦不堪言。在樞府的曹振鏞拍了一個恰到好處的馬屁，他說：“現在天下太平，大臣們好作危言，指陳朝政的過失，以博得贊譽表揚。若是治他們的罪，則皇上會蒙上拒諫的名聲。今后所有奏章，皇上不用遍閱，只要選擇其中一些最小的錯誤用朱筆抹出，譴責奏折臣子，讓群臣傳閱。那么所有大臣都會被皇上的圣明所震懾，以為皇上明察秋毫，細微不遺，一定不敢肆意擅奏，懈怠從事。”

道光一聽，正合其心意。于是照此辦理，每每從臣下的奏章中吹毛求疵挑出極小的錯誤，給予罰俸降革等嚴厲懲處。此舉果然奏效，從此朝臣們“皆矜矜小節，無敢稍縱，語多吉祥，兇災不敢入告。”這之后群臣上折子都忐忑不安，把許多精力花在“細枝末節”上，惟恐被皇上抓到一時之錯。道光帝終于從繁重的批閱工作中解脫出來。

等到咸豐一朝，太平天國起義，大清帝國將要傾覆之際，各級官吏仍“互相隱諱，莫敢上聞。”有人說這是曹振鏞“隱蔽之罪”釀成的。曹振鏞這方面為當時私人筆記所揭露，毀掉了他“文正”的聲名。當曹振鏞死后謚“文正”時，就有了“不文不正”的毀譽。

鑒于此，史學家蘇同炳說：“曹振鏞瑣鄙無能，養成了道光一朝政治風氣之柔糜泄沓，所以他實際上是道光帝的罪人。在他所養成的風氣下，官吏以不負責任之圓滑彌縫為做官之能事，不但有用的人才因之而銷磨殆盡，國事亦因之而不堪聞問。”

曹振鏞(1755—1835年)，字儷生，號懌嘉。乾隆四十六年(1781)進士，翰林院編修，后升侍讀學士。經歷乾隆、嘉慶、道光三朝，在嘉慶朝得到重用，任吏部尚書、體仁閣大學士，兼管工部，進入內閣。到了道光朝，任武英殿大學士，成為道光的心腹之臣，曾代理皇帝事務三個月。為官長達52年，官宦歲月之長整個清代無人能匹敵。

曹振鏞于道光十五年病死，道光皇帝十分傷心，親臨吊喪，特下詔。還親自為他寫下這樣一段贊語：“親政之始，先進正人。密勿之地，心腹之臣。問學淵博，獻替精醇。克勤克慎，首掌絲綸。”

曹振鏞歷經乾、嘉、道三朝而不倒，在道光年間抵達個人榮譽的頂峰，以大學士兼軍機大臣終其身，被道光帝視為“股肱心膂之臣”。《清史稿》稱：道光帝對曹振鏞是“恩眷之隆，時無與比”。道光朝滿朝文武中，最得寵、最走紅的當數曹振鏞。

道光喜歡求全責備，只要八股文做得好，形式不錯，皇帝就會“龍顏歡喜”;反之則會“龍顏震怒”。至于文章里有沒有治國安邦的“真知灼見”，則無關緊要。曹振鏞揣度帝意，跟道光皇帝很緊，絕不走板。

清人朱克敬《瞑庵二識》披露其自白云：“曹文正公晚年，恩遇益隆，身名俱泰。門生某請其故，曹曰：‘無他，但多磕頭，少說話耳。”曹振鏞身居要位，他的為官之道，對道光一朝的官場風氣影響很大，于是大家都“循默守位，寖成風俗矣”。

曹振鏞生逢內憂外患之世，當時腐化的官僚習氣早已成形，大氣候早就這樣了，這并不是曹振鏞一人所能造成的，但世人還是認為這都是因他的惡劣影響所導致。歷史上任何壞事都需要有人來承擔責任，來背黑鍋。說奉行明哲保身的曹振鏞是大清朝的掘墓人，或許他會喊冤;但歷史已選擇他來承擔罵名，他又怎能逃得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