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謹的改革措施還包括降賦稅，減輕農民負擔。“三月，甲辰，振浙江饑……又停止本年應解雜款銀六萬兩以寬民力。”

宦官制是皇權的產物。在某些情況下，專制君主出于強化君權和裁抑臣權的目的，因而有意培植借重宦官的力量，如東漢曾利用宦官力量來對付專權的外戚官僚集團，唐代曾借重宦官以制抑防范那些威脅中央集權的藩鎮割據勢力，明代則主要出于對外臣的猜疑防范心理。這就有了宦官專權的政治基礎。

提及宦官專權，歷史記載必定稱之為“亂政”，人們更將其與為非作歹、禍國殃民聯系起來，其實這是一種儒家正統觀點的思維，并非一種必然。通常而言，宦官的權勢完全來自君王的寵幸，放得出也收得回，且歷代宦官多來自民間底層，因生活所迫，走投無路而自愿進宮的，通常學識淺薄、無甚大志，干不出太禍國殃民的事來。而明代宦官專權之所以造成嚴重的社會問題，一方面源于宦官外臣之間激烈的權力斗爭，另一方面則在于道德崩潰，士風萎靡，世風日下，奴性抬頭。如《明史》所言：“明代閹宦之禍酷矣，然非諸黨人附麗之，羽翼之，張其勢而助之攻，虐焰不若是其烈也。”崇禎也這樣嘆息過：“忠賢不過一人耳，外廷諸臣附之，遂至于此，其罪何可勝誅！”

明代權力臻極的太監，除天啟時的魏忠賢之外，另一個就算正德時劉瑾了。劉瑾，陜西興平人。“本談氏子，依中官劉姓者以進，冒其姓。孝宗時，坐法當死，得免。已，得侍武宗東宮。”(《明史列傳192》)武宗即位之后，原來在東宮伺候的太監都“以舊恩得幸”，時稱“八虎”，劉瑾即為“八虎”之首。劉瑾原是市井混混出身，在宮里“日進鷹犬、歌舞、角牴之戲，導帝微行。帝大歡樂之，漸信用瑾，進內官監，總督團營。”

得志后的劉瑾最后做到了司禮監的秉筆太監，這本來是秘書腳色，權力可大可小，視皇帝勤政或倦政與否。偏偏武宗耽于玩樂，怠于政事。劉謹剛開始也不敢擅專，但每有請示，“武宗輒叱曰‘吾安用爾為？而一煩朕！’自是不復奏，事無大小，任意裁斷，悉傳旨行之，上多不之知也。”(《明史紀事本末，卷四三》)武宗則樂的清閑，搬出皇宮，在西華門建造所謂“豹房”，通宵達旦地尋歡作樂，劉謹得以代替皇帝朱筆票旨而取得大權。當時內外章奏，主管官員“先具紅揭投謹，號紅本，然后上通政司，號白本”。白本是送給武宗看的，這只是履行一個程式、決定權全由劉。因此，內閣撰敕，或“逆探理意為之”，或“至理處請明，然后下筆”，(《明史列傳192》)最后，劉索性拿回去“自于私宅擬行”，儼然如民間所諷的“立”皇帝。

劉謹并非無能之輩，也未曾將國事當作兒戲。史載，劉謹將奏章帶回私第后，都與他的妹婿禮部司務孫聰及華亭人張文冕商量參決，再由大學士焦芳潤色，內閣李東陽審核之后頒發。還是頗為慎重的。用事期間，他針對時弊，對政治制度作了不少改動，推行過一些新法。即所謂“劉謹變法”。據《明史》，“給事中屈銓、祭酒王云鳳請編瑾行事，著為律令。”另據《明通鑒武宗》“‘辛丑，兵科給事中屈拴，請頒行劉謹所定《見行事例》，按六部為序，編集成書，頒布中外，以昭法守。詔‘下廷臣議行。’”不過，對于專權太監，正史從不可能有絲毫正面評價，所以其《見行事例》所擬的改革措施及成效如何，史料基本不載。不過據《明史列傳192》，“廷臣奏瑾所變法，吏部二十四事，戶部三十余事，兵部十八事，工部十三事，詔悉厘正如舊制。”如此看來，其措施大概涉及四部，包括人事、民事、軍事方面共85項措施。

現在只能從一些相關的記載里面，粗略了解劉謹的一些改革措施，其中有建立內廠鉗制東西廠的權力，“時東廠、西廠緝事人四出，道路惶懼。瑾復立內行廠。”此外，“瑾峻刑”，其執法很嚴，頗有朱元璋之風。對于打擊官員失職和貪污腐敗不遺余力，以獨特的“罰米例”，對失職官吏以罰米為單位的俸祿為手段，“丁末，工科給事中吳儀核寧夏、固原等處倉場秋坯虧折之數，劫歷任巡撫都仰史徐廷薄……等十六人，侍郎碩佐及管糧郎中、副使、金事徐鍵等十八人，又通判董全等一百八十八人，又以馬價鹽課劫巡撫寧夏全都御史劉憲、巡撫陜西右副都御史楊一清及苑馬寺卿、全事、知府、間知及管屯衛宮十余人，皆入罰米例，重者五百石，輕者三百石以下，致仕者半之。”又，“辛丑，給事中白思誠、御史儲珊等，復參遼東倉庫自弘治十五年至正德三年前后各任椰移虧折之數，遂及都御史王宗彝……及郎中、給事中、御史等凡數十人。除病故者勿追，余俱各罰米輸邊，自一千石以下有差，其中所罰有至再至三者。”(《明通鑒武宗》)

劉謹的改革措施還包括降賦稅，減輕農民負擔。“三月，甲辰，振浙江饑……又停止本年應解雜款銀六萬兩以寬民力。”建立官員不定期考察制度，“己酉，詔吏部考察京宮不必以時。”為避免戰事發生時各鎮守將領擁兵自保或各自為戰，邊防方面，“乃請仿王越、秦等故事，仍設文職大臣總制三達，鎮、巡以下皆受節制”，對于屯制，劉謹下令作重新的全面勘查，清理了一些假冒的不法之事，整頓鹽法亦有成效，“秋，七月，戊戌，劉復矯旨造御史喬岱等往核兩浙鹽課，追論歷次巡鹽御史及運司官賠償商課，自數千兩至數百兩，按歷年深淺及大課多寡以定陪納之數，皆令輸京師內承運庫。”(《明通鑒武宗》)

劉謹用事期間，組織編纂了《通鑒纂要》，此外，調整過各省的科舉錄取名額，增加西部地區陜西、河南、山西等地錄取人數，降低了江西錄取人數。還有一些不拘禮法，在當時看來很奇怪的舉措，如“令寡婦盡嫁，喪不葬者焚之”等，為時人所側目。

值得一提的是，劉謹雖為宦官出身，但他專權期間卻禁止太監干政，限制宦官權力，“當瑾專政時，有所請多不應，永成、大用等皆怨瑾。”他的親信都是外臣，如內閣學士焦芳、劉宇、曹元，尚書畢亨、朱恩等，并無一個宦官，以至遭內廷嫉恨，頗有諷刺意味的是，這又成了他倒臺的重要原因。

正德五年，安化王朱寘鐇造反，劉謹“起都御史楊一清、太監張永為總督，討之。” 叛亂平定之后，張永回京，“獻俘畢，帝置酒勞永，瑾等皆侍。及夜，瑾退，永出寘鐇檄，因奏瑾不法十七事。帝已被酒，俯首曰：“瑾負我。”永曰：“此不可緩。”永成等亦助之。遂執瑾，系于菜廠，分遣官校封其內外私第。”就這樣，趁皇帝喝得醉醺醺的時候，造成了一個既成事實。不過武宗還不想嚴懲劉謹，“次日晏朝后，帝出永奏示內閣，降瑾奉御，謫居鳳陽。”到抄家的時候，因為太監們事先作了手腳，結果“得偽璽一，穿宮牌五百及衣甲、弓弩、哀衣、玉帶諸違禁物。又所常持扇，內藏利匕首二。始大怒曰：“奴果反。”趣付獄。獄具，詔磔于市，梟其首，榜獄詞處決圖示天下。族人、逆黨皆伏誅。”(《明史列傳192》)

受凌遲之時，劉謹已是花甲之年，真要說謀反，恐也是心有余力不足罷了。敗亡之后，因為沒有生殖器，唾罵之外，曾經有過的政績也一筆勾銷，就此湮滅掉了，在歷史中只余微弱的痕跡。劉謹專權時間不長，只從正德二年到五年的數年而已，正史對其列出的罪名基本可歸結為收受賄賂，殘害忠臣兩條。《明通鑒》說，剛開始“謹初通賄，望不過致百金，(劉)宇首以萬金贄，謹大喜曰：‘劉先生何厚我！’”倒了后來，則發展到“凡入覲、出使官皆有厚獻。”這一軌跡，基本是不受監督的掌權者必經之路。至于成昌敗亡的權力斗爭，則興衰無常，沒有永遠的勝利者，亦是皇權政治的必然，王安石、張居正尚不能免，作為閹人，劉謹更注定會成失敗者，這不足為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