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崇禧、薛岳、孫立人三人，公認乃國軍將領之佼佼者，甚至在網友中享有“戰神”之虛譽。但去臺后，三人均不獲重用。白、孫之緣故，《短史記》已有闡釋——白氏政治立場反蔣，更在內戰末期頻頻“通共”;孫氏在臺任陸軍總司令期間，一腳“通共”，一腳親美，且欲聯合“自由派”推翻蔣介石。

薛岳去臺后長期閑置，究其原因，實與白、孫二人雷同。早在1944年，抗戰尚未結束，薛氏即與李濟深密謀合作倒蔣，試圖在史迪威的支持下，脫離重慶另組新政府。據李濟深自述，“我派李卓賢到重慶去見史迪威，……又派人去與薛岳聯絡，薛岳那時也與美國接上了頭。”薛氏“反蔣”一節不算秘密。但內戰期間，其“通共”情事，則迄今鮮有人知。據大陸解密檔案文件，1949年5月間，薛氏與中共過從甚密，且一度承諾反蔣舉事。

薛氏其人，政客色彩頗濃，本質上并非一純粹軍人。三次“長沙會戰”，其政治考量遠甚于軍事謀劃，故戰報謊話連篇，以至于軍令部部長徐永昌慨嘆：“我國軍人無恥，可謂達于極點”。1948年，薛氏更與余漢謀、張發奎等粵籍軍人合謀，欲扶植孫科組閣，且內定張發奎為國防部長，薛岳為參謀總長，余漢謀為軍政部長。惜乎粵系不敵桂系，謀劃未成。其后，薛氏又趁蔣氏嫡系部隊苦戰于淮海，與張發奎、余漢謀提出“粵人治粵”之口號，意在將宋子文驅離廣東。蔣氏無奈，遂任命余漢謀為廣州綏靖公署主任，薛岳為廣東省政府主席，張發奎為陸軍總司令。1949年2月，薛岳走馬上任;5月，即與中共建立了秘密聯系。

據檔案文件顯示，先是，5月4日，蔣光鼐赴港向中共傳遞消息稱：“張(發奎)、余(漢謀)、薛(岳)對反蔣一致，對聯共則各懷心事，彼此未能共同商討。……薛表示雖恨蔣，但不滿中共，態度仍極頑固。”其時，桂系白崇禧正與中共積極聯絡，且承諾“中共若有什么指令，他馬上照辦不誤”，故蔣光鼐還提到，桂系甚至擬“移師湘粵邊境，以威脅駐粵蔣系兩軍，促進張、余、薛之決心與勇氣。”工作進展很快。至5月13日，地下黨致電周恩來，明確提到“薛岳已決心反蔣”。文件稱：“據蔣(光鼐)說，薛岳已下決心要干，組織工農革命政府，且已將此意托余漢謀征求李(宗仁)的同意。”“薛謂如李不參加，亦決心干。薛計劃為在粵組織工農革命政府。”

但是，在薛岳倒戈一事上，粵系與桂系之間，存在嚴重矛盾。5月14日的內部討論會議上，桂系骨干黃紹竑“主打破黨統，維持法統，由李德鄰領導西南全面和平”。李德鄰即李宗仁。桂系之意，乃是希望先將桂、粵兩系人馬打包統合在李宗仁、白崇禧旗幟之下，再集體投共，如此可增加己方談判籌碼，以便從中共手中換取更多的政治收益。但負責策反薛岳的蔣光鼐，卻對此不以為然，向中共表示：“黨統、法統均應廢除，如李躊躇觀望，粵薛應先發動。”

5月17日，地下黨再次發出電報，稱薛岳與桂系矛盾較大，須待白崇禧等人離開廣東后，才能舉事。電報援引粵系將領鄧世增帶來的情報稱：“薛岳雖仍謀以粵贛獨立，但因環境惡劣，不如前之堅決。……薛向鄧表示：俟白等離粵，即采取行動云。”薛的這一表態，似不過是暫安中共之心。據鄧世增講，白崇禧因未能在與中共的談判中，得到理想的政治回報，故放言表示：“他為謀和而結果只得了戰犯頭銜，那就只好對共抗戰到底”;地下黨也獲得情報顯示，鄧世增對粵系投共一事之收益相當關心，“私向人表示，有吳奇偉等如此小干，而不謀大干，終必被中共一個個吃掉，實不合算。”換言之，鄧氏反對如吳奇偉般零碎投共，理由是回報太小，“不合算”，和黃紹竑一樣主張打包投共。故在白崇禧心生猶豫之際，鄧氏對于游說薛岳投共，也相應變得不積極起來。

至5月22日，“黃季寬約見告我，薛岳反蔣之意已暫打消”;其擬投共一事，就此告一段落。值得一提的是：早在薛岳走馬廣東之初，宋美齡即由美國致電蔣經國，詢問“薛岳態度近來究竟如何，盼復”;蔣經國則回復：“人心之壞，出人意料，萬分寒心。薛之態度暫無特殊之表示”。戒心若此。1952年，蔣氏父子以薛氏可能勾結“第三勢力”為由，搜查其住宅，非為無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