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下一些電影里，中共從事地下工作的人員多是西裝革履、錦衣金飾，經常出入燈紅酒綠的舞廳、酒店，氣派瀟灑。可周惠年對我講的情形，與之簡直異如天壤。當時組織上給周惠年的生活費，每天只有四個銅板，一月僅一塊多大洋。中共從誕生之日起，中央機關多數時間設在上海。1926年夏，北伐軍攻克武漢。張國燾在中央緊急會議上，提議中央機關應遷往革命的前沿和中心武漢，不要總在上海的亭子間對各地的革命和戰爭遙作書面指導。鑒于形勢的發展和需要，中共對湖北和武漢的工作更趨重視，調項英、林育南、羅章龍、聶榮臻等充實湖北區委;李立三、毛澤東、劉少奇、惲代英、張太雷等也陸續前往武漢;瞿秋白亦隨后到達。但整個機關向武漢的遷移，卻直到蔣介石在上海“清共”、陳獨秀離滬才完成。

可不久，寧漢合流，汪精衛提出“寧可枉殺千百，不使一人漏網”，對中共實施更殘酷的捕殺，中共機關在武漢難以立足。9月19日，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臨時政治局會議。由于政治局委員向忠發、彭湃、王荷波，候補委員周恩來、李立三、張國燾、毛澤東、鄧中夏等均在外地，與會者只有瞿秋白、李維漢、蘇兆征、任弼時、顧順章、羅亦農六委員。會議決定中央機關遷回上海。月底，遷移的計劃開始實施。

當時上海正處在血裹腥彌之中，中央機關為何偏要遷往這風聲鶴唳之地呢？這主要是因為上海城市人口眾多，成分復雜，流動性大，不查戶口，租房方便，工廠店鋪林立，水陸交通發達，加之中央機關在滬經年，有眾多關系，特別是上海租界連片，華洋雜處，政出多門，軍警分屬不同系統的格局，都有利于黨中央機關隱蔽活動。當然，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在當時多數中共領袖心目中，蘇聯革命模式的影響甚深，他們企盼著革命在一省或數省的首先勝利，而這種勝利是以籌策暴動奪取中心城市為標志的，他們的著眼點從未離開過城市。

中央機關有一套龐雜的班子，有負責會務的、有負責文秘的、有負責保衛的、有負責與各地組織交通聯絡的，需要大量的工作人員。上海形勢超乎尋常的險惡，軍警如林，暗探密布，稍有不慎，便會遭遇不測。一些意志薄弱的人頹唐甚至變節，而變節帶來的直接惡果，就是中共領導人的被捕和某些機關工作班子被破壞。

1928年4月，何家興、賀稚華夫婦叛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組織局主任羅亦農被捕;1928年8月，戴冰石叛變，設在平涼中路西口的中共中央秘密聯絡點被破壞，十余人被捕;1929年8月，白鑫叛變，中央政治局委員、農委書記彭湃，候補委員、中央軍事部長楊殷，中共江蘇省委軍委委員顏昌頤、邢士貞，上海總工會糾察隊副總指揮張際春被捕，設在新閘路的中共江蘇省委機關被破壞……

每當中共機關遭破壞，有關人員被捕，就需再調些人員進行補充，周惠年就是因上海的中央機關遭破壞后，從內地調往上海的。由于中央機關屢遭破壞，在上海主持工作的周恩來提出秘密機關社會化的思路，設立的機關要以工廠、商店、學校等企事業單位形式做掩護，機關工作人員裝扮成不同類型的家庭，利用各種合情合理的保護傘。周惠年初到上海，就住在中共負責地下交通工作的吳德峰家中。當時吳德峰、戚元德夫婦住在一起，表面上是一戶闊綽人家，周惠年遂扮演老媽子的角色。因為她初來乍到，需要有個熟悉環境的過程，并未承擔多少在上海跑交通的工作。同時一家就是一個工作站，有許多雜務要處理，而且假戲必須真做，所以整天收拾房間、接待客人、買菜燒飯、洗洗涮涮，和真的老媽子也沒太大的區別。

習慣于轟轟烈烈搞宣傳鼓動、從事工運的周惠年，對此很不適應，何況在來之前她就提出過繼續從事工人運動的要求。于是，她向吳德峰當面請求調換工作，要到工廠去。不料，遭到吳德峰的嚴厲批評：“都到工廠去搞工運，機關工作誰來做？！革命工作每一項都很重要，都是必需的。共產黨員，就應該服從組織安排。”雖然吳德峰的口氣比較生硬，但周惠年感到他說的在理，便逐漸安下心來。不久她擔負了接待河南到中央的交通人員的工作。在時下一些電影里，中共從事地下工作的人員多是西裝革履、錦衣金飾，經常出入燈紅酒綠的舞廳、酒店，氣派瀟灑。可周惠年對我講的情形，與之簡直異如天壤。當時組織上給周惠年的生活費，每天只有四個銅板，一月僅一塊多大洋。

四個銅板，在上海也就夠一副大餅油條錢吧，可她要維持一天的生計，以至入冬了，她還靠幾件單衣御寒。她默默地忍耐著，直到一天她冷顫瑟縮地與吳德峰、戚元德會面，組織上才了解她的窘境，給她十塊大洋，用來購買夾衣、棉衣。對艱苦的條件，周惠年時常考慮通過自己的勞作來改善，也可減輕組織的負擔。聞知住守的機關附近，有一爿絲襪廠正在招工，周惠年去聯系了一下，老板對她很滿意，說妥每月30塊大洋。她高興得不得了，一來可為組織解決一點經費;另外自己有在工廠發動群眾的經驗，可借機開展工作。她興沖沖地向組織匯報請求批準，可吳德峰不同意。他說組織上交給她的工作是看機關，如果她上工了，來機關聯系的人員就可能吃閉門羹，容易耽誤大事。為了革命的需要，她放棄了這份很有誘惑力的工作，繼續她一個月一塊多大洋的生活。數月后，吳德峰調到中共中央軍委，主管交通總站的工作。周惠年也隨之到軍委，在軍委招待所，負責接待從蘇區來中央的團以上干部。

1930年秋，歷時半年、涂炭中原大地的蔣、馮、閻大戰結束，蔣介石立即騰出手來，向中共武裝割據的地區進行圍剿。10月，蔣介石調集十萬之眾，由江西省政府主席魯滌平指揮，對毛澤東、朱德為首的湘贛邊界根據地發起第一次“圍剿”。為了加強中共中央對各武裝割據地區的領導，及時了解各地反“圍剿”軍事斗爭的情況，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決定成立交通局，把軍委交通總站和中央外交科歸并交通局，直轄中央政治局，由周恩來、向忠發、李立三、余澤鴻、吳德峰組成領導委員會，吳德峰為局長。其任務是打通與各根據地的交通線，布置起嚴密的同全國聯絡的交通網。

通過這些交通線和交通網，把各地的情況盡快通報中央，把中央的指示和新精神送往各地;運送各根據地給中央的經費;護送各地赴中央的人員和中央派往各地的干部，是交通局的主要職責。周惠年一度在蘇區向中央送經費的聯絡點，把從根據地送來的錢轉交吳德峰，再由吳上繳中央。在白色恐怖籠罩下的上海，周惠年在工作中顯示了她的忠誠和勇敢，因而她又被調到更具風險的中央特科工作。特科的前身是中央軍委直屬的特務工作科，科長是顧順章，下分特務股、情報股、保衛股、打擊土匪的土匪股。中共中央機關重返上海后，特科改由中央特別委員會領導，周恩來直接指揮，顧順章是實際負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