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抗日戰爭以中國的勝利告終。此時，中國大地上尚有數百萬的日軍和日僑。據不完全統計，中國戰區(不包括東北三省)等待遣返的日俘、日僑共計200.16萬余人。加上后來沈陽日僑聯絡總處統計的東北待遣返日俘、日僑約110萬人，整個中國的日本人總數在310萬以上。這是一筆巨大的人力資源，對于這些日本人，國共雙方都曾加以使用。

蔣介石命令日軍替他占好地盤

日本投降后，蔣介石企圖利用侵華總司令岡村寧次手下的百萬日軍，“保持現有態勢”——拒中共武裝部隊于敵占區之外，將日軍所有武器裝備及淪陷區一切，悉數為他的軍隊所接收。為此，蔣介石通告各戰區，重點在于警告日偽軍，不得向國民政府已指定之軍事長官以外任何人投降繳械，并對偽軍策動反正，迅即確保聯絡掌握，令其先期控制要點要線，以待國民黨軍到達。

抗戰勝利時，國民黨的大量軍隊部署在西南后方，向日偽主要占領區的華東和華北調動需要時間，而中共則因其敵后根據地與日偽占領區直接相鄰而有先機地利。這樣，如何確保能夠順利接收收復區，不使中共因其地利而搶先接收，便成了國民政府即時因應戰后時局的當務之急。因此，國民政府決定利用日偽力量穩定收復區的形勢，等待其接收軍隊到來。

8月18日，蔣介石命令陸軍總司令何應欽，“承本委員長之命”，處理在中國戰區內之全部敵軍投降事宜，并特別要求日偽軍“如對非指定之部隊”擅自投降，“得由陸軍總司令下令以武力制裁之”。本此精神何應欽在致岡村寧次的命令中強調：“凡非蔣委員長或本總司令所指定之部隊指揮官，日本陸海空軍不得向其投降繳械，及接洽交出地區與交出任何物資。”這就意味著蔣介石希望日軍幫他暫時守住華北和華東，等待國民政府軍隊的接收。

9月10日，何應欽在南京受降儀式后首次召見岡村寧次，再次強調日軍一切武器必須完整交給指定部隊。岡村寧次表示，日軍武器完全繳交中國中央政府，決不交與其他任何地方部隊。為防止中共軍隊在國民政府軍隊到達北方之前獲得先機。何應欽尤其要求日軍注意保持地方秩序，他命令岡村寧次：“查河北山東兩省因指定接收部隊尚未到達，土匪乘機蜂起，勢益猖獗。該兩省境內日軍暫緩集中，仍應保持以前態勢，負責鞏固要點要線，恢復鐵道交通，并維持地方秩序。”希望日軍繼續維持秩序，保證將一個完整的華北交付給國民政府。

除了利用日本戰俘為其占好地盤，蔣介石還為岡村寧次開脫罪責甚至聘其為顧問。日本投降后，東條英機等戰犯在東京落入法網，但國民黨政府卻照樣承認敗軍之將岡村寧次的指揮權，并給予其優厚待遇以表示“親近”、“友好”，使其為己所用，結成反共盟友。蔣介石還向岡村寧次咨詢長江防務問題，1948年12月7日下午，京滬杭警備總司令湯恩伯在蔣介石的指示下，把岡村寧次請到其私宅，就“共軍渡江”請岡村寧次“發表高見”。岡村寧次根據自己長期以來對長江下游軍事要地的研究，擺出一副高深莫測的模樣，毫不客氣地操起教鞭，指指點點，滔滔不絕地陳述了有關防守長江的意見。湯恩伯頻頻點頭，他的參謀人員則一一用筆記下。1949年元旦，湯恩伯還攜帶禮品向岡村寧次祝賀66歲生日，并再次與之交換了關于江防的戰略戰術。蔣介石退居臺灣后，派人前往日本意欲聘請岡村寧次為軍事顧問，在岡村寧次的幫助下，蔣介石以10萬美金的巨款，在日本招募了98名參加過侵華戰爭的將校組成“白鴻亮團”，前往臺灣訓練國民黨軍隊，協助蔣介石重建反攻大陸的武裝，制訂反攻大陸的作戰計劃。1961年6月17日，岡村寧次以日本軍事顧問團總負責人身份秘密前往臺灣，后來蔣介石又聘請其為臺灣“革命實踐研究院”特級教官。與那些被綁赴刑場、驗名正身后被槍決、被送上絞刑架的戰犯相比，岡村寧次的運氣的確是好得多。

閻錫山組織六千人“日本縱隊”

早在抗日戰爭尚未結束時，侵華日軍山西派遣軍司令官澄田睬四郎和參謀長山岡道夫就有意與閻錫山合作，在戰爭結束后繼續留在山西，出面運作此事的是日偽山西省政府顧問輔佐官城野宏等人。希望借助日軍搶奪抗戰果實也是閻錫山的希望，日軍能“殘留”山西，正合他的心意，所以當1945年8月15日到來之后，“閻日雙方便迫不及待地將日軍殘留山西問題提到了議事日程”。

經過閻錫山代表趙瑞、日軍第一軍代表巖田清一(城野宏的翻譯)大約一周的談判，雙方達成協議：1. 日軍響應閻錫山的提議，將日本軍人改編成部隊，置于閻錫山指揮之下。其方法是以日本人自愿為原則，辦理就地隊伍手續，完成日本方面的復員程序。2. 對留用的日本軍人，閻錫山全部給予軍官待遇，在日軍現有級別基礎上，提升三級。3. 給全體人員安排宿舍，并允許在營外居住，其待遇以招聘者優待。4. 合同期暫定兩年，由閻錫山負責歸國事宜。同日本恢復交通時，給予從日本家屬來山西或給家屬寄錢等方便。特別歡迎殘留日軍同中國婦女結婚。

為落實協定，日、閻雙方在太原海子邊的“日華俱樂部”成立了專門組織，研究編寫殘留日軍的策略，并付諸實施。閻錫山認為日中雙方“志同道合，共謀其事”，所以親自為這個組織起名為“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部合謀社”，由山西省政府秘書長梁延武任主任，巖田清一、城野宏等人擔任要職。

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后，城野宏命日偽軍就地駐防，確保占領區，迎接閻錫山的到來，“萬勿將防地讓給共軍”。當然，并非所有在山西的日軍都愿意留下來，其實大部都已歸心似箭。城野宏想盡各種方法勸說名義上已經成為戰俘的日軍及在華僑民繼續留在中國，他極力宣揚所謂復活軍國主義的可能性、日軍殘留山西的目的和意義，要日本人“臥薪嘗膽，為了復國而殘留”。他甚至派人到河北和北京，煽動那里的日本人殘留山西。最后大約有2600名官兵被編入閻錫山的部隊，還有技術人員和家屬，共約6000人。閻錫山對所留用的日本士兵，不但發雙餉，而且后來一律晉升為少尉或中尉。

閻、日合流使得中國境內在抗日戰爭勝利之后出現了一種匪夷所思的現象，即日軍投降一兩年了，依然看得到打著太陽旗的日軍在活動。直到1948年6月人民解放軍發動的晉中戰役中，閻、日聯軍被殲達7萬余人。加上在山西臨汾和忻州兩地被殲滅的日軍，殘留山西的日軍死傷、被俘過半，幾近覆滅。剩余的殘留日軍作垂死掙扎，甚至慘無人道地對解放太原的解放軍使用了名為“聯二苯”的毒氣彈。但隨著太原的解放，最后殘留山西的日軍徹底覆滅，城野宏等日軍高層軍官全部被俘。

日本戰俘協助解放軍

不單是國民黨方面利用日軍，共產黨也曾大量使用日俘。東北光復后，在東北的日本僑民大部分被遣送回國，但還有一部分留在東北解放區，據當時東北9省14個市的調查，粗略統計的日本人數有12016人，加上遺漏的共計有31030人到33000人。其中，衛生部、軍工部、軍需部內的技術人員較多。具體分布在各部門的日本人數是：軍區衛生部7200人，軍區軍工部2000人，軍區軍需部900人，軍區其他系統1500人。據遼寧省檔案館館藏的有關資料記載，到1949 年，東總軍工部留用的技術人員186人中，日本人就有103人，超過50%。

東北1946年初內戰爆發，急需醫護人員，當時國共雙方有日本僑民移送協定，后來發現，共產黨方面移送過去的日本僑民不少被國民黨軍隊留用，于是當時的東北民主聯軍也開始大規模留用日本人。《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衛生工作史》記載說，當時衛生部門表彰的立功者有四分之一是日本人。在遼沈戰役中最關鍵的戰場黑山阻擊戰中，僅一所野戰醫院，三天三夜就搶救醫治了2000多傷員，許多日本籍醫生、護士三天三夜沒合眼，吃飯都在手術臺上。醫院工作人員、日本人雅子回憶說：“那時三天三夜下來，每個人躺下就不省人事，累得像死人一樣，看著斷肢少腿，鮮血淋漓、生命垂危的傷員，馬上又掙扎著起來去搶救生死與共的戰友。”

許多日本關東軍戰俘也積極加入解放軍，有的甚至獻出了自己寶貴的生命。1945年，我東北人民自衛軍第二支隊解放舒蘭縣城時俘虜了一批日本戰俘，這些日本兵投降后開始積極協助解放軍。一名叫田村義男的戰俘，在部隊舉辦機槍射手訓練班時任教員，表現非常積極。他耐心細致地講原理、做示范，很受戰士歡迎。田村不僅積極搞好射手教學工作，還主動修理武器、制作槍支配件，甚至積極參加戰斗。在不久后的鹿道戰斗中，匪軍的一個碉堡久攻不下，田村架起自己拼裝的山炮，兩發炮彈就把鋼筋水泥碉堡打了一個大洞，匪徒們或死或傷倉惶逃竄。攻打五鳳樓時，又是他兩發迫擊炮彈擊中目標，嚇得土匪繳槍投降。田村也愈戰愈勇，被戰士們譽為“神炮手”。不幸的是，田村后來犧牲。當時我軍繳獲的八八式擲彈筒常發生炸膛事故，為摸清原因，田村冒著生命危險進行實彈試驗。在一次次化險為夷之后，悲劇出現了，田村身負重傷，經全力搶救無效而壯烈犧牲！田村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獻出了年輕的生命，而類似田村義男的日本戰俘在當時并不在少數。

此外，我軍最早的飛行員也都是在日本“師傅”的教導下成長起來的。原日本關東軍第二航空軍團第四練成大隊的林彌一郎部，是關東軍的王牌，他們集體加入東北民主聯軍。總計有飛行員20名，機械師24名、機械員72名以及其他各類地面保障人員近200人。以這些日籍官兵為骨干組成的東北老航校后來成為中國空軍的搖籃。這里共培養出飛行員 160人，其中23人參加過開國大典的閱兵。后來曾任空軍司令員的王海、空軍副司令員林虎、北京軍區空軍司令員劉玉堤，以及曾經擊落美軍王牌飛行員戴維斯的張積慧等人都是從這里走出的。后來，林彌一郎出任了日中和平友好會會長，并于1985年1月率團訪問了中國。當時，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原東北民主聯軍政委彭真高度評價了林彌一郎等人為我國空軍建設、為中日友好做出的貢獻。

1956年6月27日，周恩來在接見日本來華代表團時說：“我們很感激一部分日本人，他們在解放戰爭時期，作為醫生、護士、技術員參加了解放戰爭，這些更增強了我們與日本人民締結友好關系的信心。日本的軍閥主義是殘酷的，但協助我們的日本人有很多。”這些日本戰俘在解放戰爭中所做出的貢獻為中日人民友好事業譜寫了光輝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