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理宗與滅金戰爭：宋理宗，原名趙與莒，1222年立為寧宗弟沂王嗣子，賜名貴誠，1224年立為寧宗皇子，賜名昀，是南宋的第五位皇帝，他在位時間是從1224年到1264年。 宋理宗是南宋第五代皇帝。寧宗養子。寧宗病死后，宰相史彌遠擁立其為帝，年號寶慶。理宗即位后，有史彌遠專政，他只沉湎于酒色，朝政昏暗如故。1233年，史彌遠亡，理宗親政。1234年與蒙古軍聯合滅金。理宗崇尚理學，任用奸臣。 1259年，蒙古軍攻打鄂州，，奸相賈似道稱臣納貢，劃長江為界國家敗亡之勢已成。1264年10月，理宗病死于臨安，在位40年，終年60歲。

理宗在對內推行新舉措進行“更化”的同時，對外政策也有了諸多變化。南宋中后期，蒙古在北方地區迅速崛起，成為繼遼、西夏、金之后又一對宋朝構成巨大威脅的少數民族政權。面對急劇變化的局勢，宋朝內部就對外政策產生了爭議。一些人出于仇視金朝的情緒，主張聯蒙滅金，恢復中原;另一部分人則相對理性，援引當年聯金滅遼的教訓，強調唇亡齒寒的道理，希望以金為藩屏，不能重蹈覆轍。無休止的爭論使宋朝在這兩種意見之間搖擺不定，既不聯金抗蒙，也未聯蒙滅金。然而，隨著蒙古與金朝之間戰事的推進，金朝敗局已定的情況下，理宗最終還是作出了決策。

紹定五年(1232)十二月，蒙古遣王檝(jí)來到京湖，商議宋蒙合作，夾擊金朝。京湖制置使史嵩之上報中央，當朝大臣大多表示贊同，認為此舉可以報靖康之仇，只有趙范不同意，主張應借鑒徽宗海上之盟的教訓。一直胸懷中興大志的理宗把這看作是建不朽功業的天賜良機，讓史嵩之遣使答應了蒙古的要求。蒙古則答應滅金以后，將河南歸還給宋朝，但雙方并沒有就河南的歸屬達成書面協議，只是口頭約定，這為后來留下了巨大的后患。

金哀宗得知宋蒙達成了聯合協議，也派使者前來爭取南宋的支持，竭力陳述唇齒相依的道理，說：“大元滅國四十，以及西夏，夏亡及于我，我亡必及于宋。唇亡齒寒，自然之理。若與我連和，所以為我者，亦為彼也。”意思是支援金朝實際上也是幫助宋朝自己保家衛國。理宗拒絕了金哀宗的請求。

理宗任命史嵩之為京湖制置使兼知襄陽府，主持滅金事宜。紹定六年，宋軍出兵攻占鄧州等地，于馬蹬山大破金軍武仙所部，又攻克唐州，切斷了金哀宗逃跑的退路。十月，史嵩之命京湖兵馬鈐轄孟珙統兵二萬，與蒙軍聯合圍攻蔡州。端平元年正月，蔡州城被攻破，金哀宗自縊而死，金國滅亡。

蔡州城破后，孟珙在廢墟中找到金哀宗遺骨，帶回臨安。南宋沉浸在報仇雪恨的狂喜之中。理宗將金哀宗的遺骨奉于太廟，告慰徽、欽二帝在天之靈。自北宋被金朝滅亡的一個世紀以來，回到故都汴京成為南宋臣民夢寐以求的理想。宗澤、岳飛的抗金活動和開禧北伐等都是對這種理想的實踐。但面對強大的金朝，回到故都看起來是一個遙不可及的目標，金朝的滅亡，使理宗君臣似乎看到了把理想變為現實的絕好機會。

宋蒙聯手滅金時，并未就滅金后河南的歸屬作出明確規定。金亡以后，蒙軍北撤，河南空虛。以趙范、趙葵兄弟為代表的一些人欲乘機撫定中原，提出據關(潼關)、守河(黃河)、收復三京(西京洛陽、東京開封、南京歸德)的建議。而大部分朝臣對此都持反對態度，認為此時并非出兵的時機，南宋目前的力量還不足以與蒙古為敵。剛剛擺脫史彌遠控制而得以“赫然獨斷”的理宗，面對此種“大好時機”，屢屢發出“中原好機會”的感嘆。收復故土、建立蓋世功業的念頭最終促使他作出了出兵中原的決定。他罷免了反對出師的吳淵、吳潛和京湖制置使史嵩之。端平元年五月，理宗任命趙葵為主帥，全子才為先鋒，趙范節制江淮軍馬以為策應，正式下詔出兵河南。

六月十二日，宋軍進軍河南。全子才收復南京歸德府。隨后向開封進發，開封蒙軍都尉李伯淵、李琦、李賤奴長期遭受主將崔立的侮辱，此時三人殺掉崔立，獻城投降。七月五日，宋軍進駐開封。經歷了戰火的開封此時已是一片廢墟，宋軍收復的只是一座空城，但畢竟他們還是實現了夢寐以求的的理想，圓了“靖康之難”以來無數志士仁人的夢。

全子才占領開封后，后方沒有及時運來糧草，以至全子才無法繼續進軍，貽誤了戰機。半個月后，趙葵又兵分兩路，在糧餉不繼的情況下繼續向洛陽進軍。宋軍到達洛陽，遭到蒙軍伏擊，損失慘重，狼狽撤回。留守東京的趙葵、全子才看到戰機已失，加上糧餉不繼，率軍南歸。其他地區的宋軍也全線敗退，理宗君臣恢復故土的希望又一次落空了。

“端平入洛”的失敗，使南宋損失慘重，數萬精兵死于戰火，投入的大量物資付諸流水，南宋國力受到嚴重的削弱。更重要的是，“端平入洛”使蒙古找到了進攻南宋的借口，蒙古由此開始了攻宋戰爭。朝野上下對于出兵河南的失敗及由此帶來的嚴重后果議論紛紛，而對這種局面，理宗也不得不下罪己詔，檢討自己的過失，以安定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