亂世出人才，造英雄。而在安逸平穩的治世和盛世，那些有才華、有能力的人因受到資歷、背景等多方面條件的限制，要想脫穎而出，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西漢時期的“戰神”李廣就是個例子。

李廣善射，在擔任侍衛官期間，經常隨漢文帝外出射獵，因其射箭百發百中，每次都能讓漢文帝滿載而歸。漢文帝曾對他說：“惜乎，子不遇時！如令子當高帝時，萬戶侯豈足道哉！”(《史記·李將軍列傳》)用現在的話說就是：“可惜你生在今天，只能陪著我打打獵，要是你生在高祖那種戰亂時代，封個萬戶候沒問題。”

像李廣這種有能力的人，生在“文景之治”這種邊疆穩定、四海升平的“治世”年代，英雄因為沒有用武之地，要想“進步”是很難的。而與李廣相比，生逢“開元盛世”，沒有背景、沒有資歷、沒有什么大能耐的安祿山，卻能夠在短短的十幾年的時間里，從一個無名小卒扶搖直上，官運亨通，一躍成為手握三鎮重兵、身兼數職的“超級節度使”，這就不能不讓人稱奇了。

安祿山究竟是怎么在和平年代發跡的呢？在筆者看來，歷代官場中最黑暗、最骯臟的投機鉆營手段，幾乎都被安祿山嘗試了個遍，而且屢試不爽。

迎合上司，虛報功績。幽州節度使張守珪是安祿山的第一任上司。安祿山在他的手下擔任“捉生將”，主要工作就是俘虜契丹百姓，來充當契丹叛軍。張守珪這種為了向朝廷邀功請賞，而弄虛作假、虛報戰功的伎倆，被從小就狡黠奸詐、善揣人情的安祿山看到眼里，記在心中。安祿山知道，要想得到上司的賞識，出人頭地，只有迎合上司，為上司賣力，以討得上司的歡心。上司不是要“政績”嘛，這好辦，咱來干。安祿山憑著驍勇“善戰”、熟諳山川地形的自身優勢，又加上運氣好，所以每次帶人外出總能抓回幾十個契丹人來。因為屢立“戰功”，張守珪在受到朝廷嘉獎的同時，安祿山也很自然水漲船高的得到了提拔和重用。

語不驚人死不休。僅僅能干是不行的，還要會說、會編，而且說要說到點子上，編要編得像真事。安祿山思維敏捷，口齒伶俐，尤其是在皇帝面前更是能說會道。有一次，唐玄宗見安祿山腹垂過膝，問他肚子里有什么東西，他詼諧地回答說：“沒有別的東西，只有一顆對圣上的忠心！”這種拍馬屁似的巧妙回答，讓唐玄宗心里很受用，對安祿山也更加器重和寵信。天寶二年(743年)，安祿山在入朝見君時，為了討得唐玄宗的歡心，他編了一通瞎話，謊奏去年秋天營州境內出現了害蟲，蠶食禾苗，眼看著一年的收成將要泡湯。而他則焚香祝天，衷心祈禱：“臣若操心不正，事君不忠，愿使蟲食臣心;若不負神祇，愿使蟲散。”(《資治通鑒》)結果感動神靈，忽然來了一大群紅頭黑鳥，霎時間把蟲吃得精光。安祿山“講政治”真有一套，他摸透了最高統治者的心理——最喜歡臣下“無限忠誠”，所以不惜編造謊言，騙取信任。安祿山講得繪聲繪色，就像真事一樣，唐玄宗便信以為真，并被他忠君愛民的誠心所感動，一系列的封賞不在話下。

有錢能使鬼推磨。開元二十八年(740年)，御史中丞張利貞奉皇命到河北視察地方官員的工作情況。安祿山抓住這個機會，不僅對張利貞實施了高接遠送、接風送禮等“百計諛媚”，同時還拿出許多金錢賄賂他手下辦事的人，以結私恩。張利貞入朝后，便極力為他美言，安祿山因此被授任營州都督、平盧軍使、順化州刺史。對高官如此，對過往的使者，安祿山也不輕易放過，暗中都加以賄賂打點。使者們回朝后都齊聲稱贊他，使安祿山在朝中的“人氣”直線攀升。因為人緣好，群眾呼聲高，天寶元年(742年)，安祿山又被授予平盧節度使，兼柳城太守、押兩蕃、渤海、黑水四府經略使。天寶三年(744年)，安祿山兼任范陽節度使。三年后，安祿山又兼任御史大夫。天寶十年(751年)，又兼任河東節度使。至此，全國十處節度使，安祿山一個人就占了三處，同時兼領平盧、河北轉運使、管內度支、營田、采訪處置使，成為朝中舉足輕重的人物。

尋求靠山，認“干爹”、“干娘”。朝中有人好做官，為了尋求政治靠山，為了找到一棵“大樹”，甚至是一棵“參天大樹”，安祿山還在基層效力的時候，就已經開始行動了。為了得到上司張守珪的更加信任和進一步提拔，安祿山在把張守珪伺候舒服了的基礎上，趁熱打鐵，干脆乖巧的認張守珪為干爹。這樣一來，能干會干，而且成了一家人的安祿山不斷得到提升，在不到四年的時間里，就以“軍功”卓著，加封為平盧討擊使、左驍衛將軍。隨著官做得越來越大，安祿山在有了入宮朝見機會的同時，也在努力尋求一棵更大的樹來為自己擋風遮雨。有一次安祿山入見時，先拜楊貴妃，后拜唐玄宗。唐玄宗感到奇怪問緣由，安祿山回答說：“胡人先母而后父。”(《資治通鑒》)異常寵愛楊貴妃的唐玄宗聽到這樣的回答，不但沒生氣，反而非常高興。于是，安祿山又趁機認楊貴妃為干娘。有了楊貴妃這棵參天大樹“罩”著，安祿山可以隨意出入禁宮，一時間成為朝中最耀眼的人物。

從無名小卒到權傾朝野，從一方節度使到三方節度使，在唐朝各級官員嚴格按照任職年限、資歷升遷的體制下，安祿山創造了中國歷史上邊疆軍帥在和平年代仕途飛躍的一個神話。投機鉆營，的確是安祿山飛黃騰達的重要因素，但決不是最主要的因素。陶醉于開創“開元盛世”局面的唐玄宗政治上的腐朽昏聵，為安祿山的發跡提供了一個捷徑;官場上的黑暗腐敗，無疑又為安祿山的發跡營造了一個溫床。

在和平年代，那些靠迎合、賄賂、花言巧語、尋求靠山等骯臟手段發跡的官員，向來是靠不住的，是要出問題的。像安祿山這種表面忠誠、內心奸黠而且手握重兵的高官，則是要出大問題、大亂子的。“安史之亂”的爆發，就是一個很好的證明。安祿山的舉兵反叛，不僅造成了生靈涂炭和玄宗丟位，最重要的是動搖了大唐帝國大廈一百三十八年的根基，使唐朝因此由盛轉衰。不知道當年玄宗皇帝在倉皇西逃的路上，顧沒顧上自己反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