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學芬今年70歲，1997年從民革北京市委副秘書長職務上退休。68年前父親趙登禹犧牲時，她才兩歲。兩歲的她不可能對父親有什么真切的記憶，但是對父親的崇敬和懷念，讓她幾十年來一直注意搜集有關父親的各種資料，并在心里形成了自己對父親的一整套認識。從她嘴里說出的趙登禹的故事，是傳奇，也是家常。

生前傳奇： “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

趙登禹是山東菏澤人，身高1.90米，不折不扣一高大漢子，只讀過兩年私塾，13歲時拜當地著名拳師朱鳳軍為師，經三年苦練，習得一身好武藝，尋常十幾人近不得身。16歲時，趙登禹與哥哥趙登堯和兩個好友一起步行900多公里，到陜西臨潼馮玉祥的第16混成旅當了一名不發餉的副兵。在一次訓練時，馮玉祥聽說趙登禹武藝了得，令他與自己比試摔跤，結果趙登禹將馮玉祥連摔三跤。當眾“出丑”的馮玉祥大喜，讓趙登禹到身邊當了衛士。以后，憑著軍功和馮玉祥的栽培，趙登禹從班長、排長、連長、營長、團長、旅長一路擢升，30歲就當上了師長。在1930年爆發的中原大戰中，馮玉祥的西北軍失敗，被張學良改編為第29軍，趙登禹的25師被縮編為109旅，他也由師長被“縮”為旅長。

就在任109旅旅長期間，趙登禹迎來了讓他名垂青史的喜峰口戰役。1933年3月，長城抗戰爆發。3月9日，趙登禹率部馳援喜峰口，與日軍鈐木師團展開了慘烈的爭奪戰。經過三天激戰，喜峰口幾度易手，雙方傷亡慘重，趙登禹的左腿也被敵人的炮彈炸傷。為了削弱日軍的武器優勢，3月11日晚，趙登禹帶傷組織三個團的敢死隊，身背大刀和手榴彈，分兩路夜襲日軍炮兵陣地和宿營地，于深夜三四點殺入敵營，砍殺日軍500余人。喜峰口夜襲戰的勝利，使趙登禹和他的大刀隊名聲大振，路人皆知。當時的政府為表彰趙登禹的奇功，給他頒發了最高勛章，并將109旅擴編為132師，重新“升”其為師長，授中將銜。遠在上海的音樂家麥新被趙登禹大刀隊的英勇所激動，譜寫了著名的抗日歌曲《大刀進行曲》，從此，“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唱遍了全國。

趙學芬一直保存著兩張翻拍的趙登禹在喜峰口戰役期間的照片：一張是全身戎裝照，左腿打著白色繃帶，身左有一行小字注釋“左腿受傷后，自告奮勇，由左翼潘家口夜襲敵營之趙旅長登禹”，身右有一句趙登禹的話帶著引號“肢體受傷，是小紀念，戰死沙場，才算大紀念”;另一張是半身戎裝照，照片下的文字為“三十七師一百零九旅旅長新升一百三十二師師長趙登禹”，顯是剛被嘉獎提拔后攝作紀念。

對于橫行跋扈的日寇，趙登禹一貫堅持針鋒相對與之斗爭。1936年夏天，幾名日本特工綁架了第29軍政治部主任宣介溪。趙登禹與另兩位師長馮治安和劉汝明商量后認為，鬼子竟敢抓我軍高級將領，實在太囂張，一定不能向其示弱。于是，他們將一親日分子叫來，趙登禹讓其向日方傳話：“限日本人兩小時以內好好把人送回。超過時限，我們就先把平津一帶的日本人統統殺光！”說完，當著親日分子的面，趙登禹操起電話向部隊下令，要求兩小時之內完成作戰準備，待命行動。日本人被趙登禹的凜然之氣所震懾，果然在兩小時內就將宣介溪送了回來。

1937年7月7日，日寇借口尋找一名失蹤的士兵，向蘆溝橋進攻，中國軍隊奮起自衛，蘆溝橋抗戰爆發。7月26日，趙登禹奉軍長宋哲元之命，趕赴南苑，和副軍長佟麟閣共同負責北平防務。7月28日凌晨，日軍集中三個聯隊步兵、一個聯隊炮兵和30多架飛機，向南苑進攻。趙登禹率部與日軍血戰六小時，在敵人飛機大炮的轟炸掃射下，傷亡慘重。戰至中午，宋哲元命令趙登禹率部向大紅門集結。當趙登禹乘坐的汽車行至大紅門御河橋時，突然遭到了日軍埋伏的機槍掃射，趙登禹身中數彈，血流滿身。他對身邊的傳令兵說：“我不會好了，軍人戰死沙場是本分，沒什么值得悲傷的。只是老母年高，受不了驚嚇，請你們替我安排一下，此外我也沒別的心事了?！闭f完，一代抗日名將停止了呼吸，年僅39歲。

身后哀榮：流不盡的時間永存一份大紀念

趙登禹犧牲后，先由北平紅十字會草草掩埋。幾天后，陶然亭內龍泉寺的僧人們將趙登禹的遺體取出，盛殮于一上好棺材，暫厝于寺內。僧人們崇敬趙登禹的愛國精神，常常一遍又一遍地給棺材上漆，將棺材漆得锃亮。趙學芬對父親的惟一記憶就是，大概在父親犧牲幾個月后的一天，她和家人被帶去看父親的靈柩，在兩張寬寬的木凳上停放著一副黑亮亮的棺材，全家人在棺材前哭成一片。

趙登禹的靈柩在龍泉寺停放了九年，直到抗戰勝利后的1946年7月28日，才由北平市政府在中山公園舉行公祭，落葬于蘆溝橋西1公里左右的西道口。也是在這一年，在北平市參政會的提議下，北平市將白塔寺東的一條街道命名為“趙登禹路”，以紀念這位為抗日捐軀的民族英雄。

趙登禹犧牲后的第三天，即1937年7月31日，當時的政府發布褒恤令，追贈趙登禹為陸軍上將。1952年的一天，已經17歲并正在重工業學校讀書的趙學芬在家里偶然發現了蔣介石署名的榮哀狀，她覺得解放了，還保留這個東西不太好，要扔掉吧似乎也不太合適。不知如何是好，她便給民政部門打了個電話，說了這事。幾個月后，有關部門向她家頒發了一個“革命犧牲軍人家屬光榮紀念證”，編號為“北京字第000捌拾號”，證上內容為“查趙登禹同志在革命斗爭中光榮犧牲，豐功偉績永垂不朽，其家屬當受社會上之尊崇。除依中央人民政府《革命軍人犧牲病故褒恤暫行條例》發給恤金外，并發給此證以資紀念。”此證由毛澤東親自署名，日期為“一九五二年六月十一日”。

趙登禹的犧牲，對其家庭而言，打擊可謂天塌地陷。其母年近70，備嘗老年喪子之痛;其妻倪玉書時年僅27歲，身懷7月身孕，華年喪夫;其子4歲，其女2歲，尚不解生離死別，即與父親陰陽暌隔。喪夫之痛讓倪玉書常年以淚洗面，終至精神恍惚，無力持家。幸得趙登禹的堂弟趙登舜擔起了兄長的遺責，扶攜這一家孤兒寡母在兵荒馬亂中顛沛流離。

趙登舜原是趙登禹手下的機槍連長，有一次請假回山東老家，逾期未歸，違反了軍規。趙登禹的母親知道兒子治軍甚嚴，一定會嚴懲其弟，便預先代為求情，望能輕罰。趙登禹不為所動，按軍法下令責打趙登舜40軍棍，并宣布革除軍職。之后，回到家里，趙登禹再向母親跪地賠禮，并請醫生醫治堂弟的棍傷。

或許是上天有眼，讓趙登禹革除了堂弟的軍職，使其不至于和自己一起戰死沙場，也使自己犧牲后，家人能得到一份忠誠的照料。這可謂是不幸中的大幸。

1949年，北京解放，趙學芬和母親、哥哥、妹妹回到北京。以后，趙學芬和哥哥趙學武進重工業學校讀了中專，妹妹趙學芳讀了水電學校。趙學芬畢業后，被分配到西城區米糧庫小學任教。趙學芬的母親由于精神不正常，沒有參加工作，靠出租趙登禹留下的房屋的租金生活。

“文革”期間，趙登禹的墓碑被毀，“趙登禹路”也被改名為“白塔寺東街”。“文革”結束后，“趙登禹路”才得以恢復原名。1980年，北京市豐臺區用漢白玉在西道口原址重建趙登禹墓。趙登禹的妻子倪玉書也得到了政府的照顧，享受了生活補貼和公費醫療。

1992年，統戰部領導找趙學芬談話，調她到民革北京市委任副秘書長。1997年，趙學芬退休。2001年，趙學芬的母親倪玉書病逝，這個被日冠侵華強加了無數苦難的女性享年91歲。

現在，在北京，除了趙登禹墓和“趙登禹路”，在通州區還有一條“趙登禹大街”，在豐臺區還有一所“趙登禹學校 ”，都是已經物化了的對趙登禹的永志紀念。

無盡遺憾：趙登禹的更多故事，再沒人知道了

“您父親要是生在冷兵器時代，以其出眾的武藝，一定是一位讓敵人難奈其何的大英雄！”我對趙學芬感慨。

“也已經很不錯了，他30歲就當上了師長！”在一旁的趙學芬的老伴插話。

“您可能只看到了我父親的一面，他是武藝出眾，作戰勇敢，但他不只是一個赳赳武夫?！壁w學芬向我講起她所知的父親的另一面。

趙登禹對母親的孝心在軍中盡人皆知。由于他的父親去世早，他便把所有對父母的孝敬都給了母親。無論軍務如何繁忙，每天回到家中，他都要先到母親跟前問安。二十四孝中有個老萊子，為了討父母歡心，總是故意扮出各種稚拙的小孩兒把戲，趙登禹在母親跟前常常就是個“老萊子”。有一年，宋哲元的母親做壽，趙登禹送的賀禮中就有一幅他親題的字“孝思維則”，可見“孝”在他心目中有至高的地位。

“我找這幅字的復印件給您看看！”趙學芬在抽屜里翻了起來，沒找到這幅字，卻找到了一封信的復印件?！澳纯催@封信！”

這封信是趙學芬從北京市檔案館復印來的，豎格信箋上，是趙登禹的毛筆字：“徑啟者，敝師駐防塞北，有名殿布青山者，日前偶在該山得獲火狐貍兩只，因敝師不便飼養，恐日久傷其生命，殊為可惜，素念貴園萬牲羅列，以供游人觀瞻，茲特派副官單永安，攜往送上，即請查收為荷，此致萬牲園。師長趙登禹拜啟”。

第一眼看到這封信，我心底大為吃驚，不是吃驚于趙登禹的愛護動物意識，而是吃驚于他的書法。以其筆下所展示的筆力，絕不在當今一些書法家之下，怎么也令人難以相信，竟是出于一個只讀過兩年私塾的人之手，而且這個人的手素以“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而聞名。

“我父親的手可巧了，聽說他收藏的古玩壞了，都是他自己修?！壁w學芬說著，一臉的驕傲。

“難以想像！難以想像！”我連連嘆道。這確實是一個反差太大的人，任誰也很難將這樣一種反差捏合在一個人身上，可趙登禹確確實實就是這樣一個人。

采訪趙學芬后，我總禁不住想，要是趙登禹犧牲時，趙學芬的年齡再大一些，能記得更多的事多好！趙登禹的更多的精彩故事，可惜再沒人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