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走進趙登禹將軍的女兒趙學芬家客廳的時候，甚至一度感到了歷史的恍惚 – 迎接我們的是一條干練勁捷的漢子，國字臉，筆直的鼻梁，剔出的劍眉，緊抿的嘴唇，儼然照片上的趙登禹將軍的影子。

經人介紹，才知道這正是趙登禹將軍的外孫，但趙登禹將軍的形貌更為豐偉，身高達一米九零，在當時的人中僅僅這個身高就宛如天神。

宛如天神的趙登禹將軍，在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八日戰死北平南苑。為了紀念他，這座復名北京的古城從此有了一條趙登禹路。

同一日，與趙登禹情同兄弟的二十九軍中將副軍長佟麟閣也戰死南苑，于是，又有了一條佟麟閣路。

三年后，原二十九軍第三十八師師長，已升任第三十三集團軍中將總司令的張自忠戰死襄河，這樣，北京有了第三條用人名命名的道路 – 張自忠路。

至今，北京以人名命名的街道，僅此三條。

貿然拜訪的原因，是為將軍家人帶來了在日發現的一些資料，包括記錄趙登禹將軍殉難經過的日方檔案，遇難前后戰斗態勢圖及趙登禹將軍遇難時乘坐汽車的照片。

有的朋友曾懷疑這張照片是遭到日軍襲擊的英國公使許閣森的汽車，屬于誤傳。但今日在趙學芬女士家中見到宋哲元將軍后人寄贈的另一張照片，其偽裝，外形等均可表明是同一車輛。只是宋哲元將軍后人提供照片上，車體右側尚有一具中國軍人的遺體，或為原來站在右側車門踏板上的衛士。在新發現的日方檔案中，日方也描述了趙登禹將軍座車上的偽裝網，以及車輛壓及死馬而停止，和圖片上的內容一致。

新發現的這張照片發表于日本雜志《滿洲俱樂部》第39期(1937年出版)，其上方并有紅萬字會埋葬二十九軍抗日烈士的墓地標志和日方記載的南苑交戰記錄，記錄中提到趙登禹將軍的犧牲，卻使用了“甚為可哀”這樣特別的形容。

為何一個中國將軍陣亡，日軍卻要說“甚為可哀”呢？

在1939年日本出版的《大陸戰史》中，或可窺到端倪。

《大陸戰史》為原日本陸軍報道部編輯，本為記述日軍的“光輝戰績”所作，卻不由自主地在字里行間展示了趙登禹將軍在南苑血戰中的忠勇

在描述南苑之戰的這頁文字中，開頭部分可以輕易看到“敵將趙登禹……守……堅”的漢字，即便不懂日語的朋友也可以輕易猜測出其中的含義。

日方的記載中描述了趙登禹將軍指揮部隊依托外壕奮勇迎戰日軍的情景，也描述了此戰南苑工事被日軍炮毀后，中國軍人與日軍展開白刃戰，阻止了其攻占自己陣地的場面 – 這恰好證明了此前我方資料中二十九軍學兵團的新兵與日軍發生了肉搏戰的史實。

試將其中數段描述翻譯如下，(在趙學芬女士家的即席翻譯，錯漏難免，尚待詳加考證)。

“日軍在空軍的掩護下，進攻南苑和西苑，南苑是敵軍的重要據點，在北平的南方約8公里，是舊城的外緣，現在是中國軍隊的兵營和飛行場，在這里守衛的是支那名將趙登禹……戰斗是在雷雨之中爆發的，盡管日軍進攻猛烈，但是，敵將趙登禹的防守非常堅固，幾經阻戰無法容易地將它拿下。”

“我軍的編隊轟炸和炮擊不斷地進攻……但是敵軍仍以必死之決心，以猛烈的火力朝我軍射擊，火力始終沒有減低……此戰慘烈之極，白兵戰到處發生，我方死傷數量不斷增加。”

“南苑的戰斗終于迎來最后的時刻，我軍的苦斗是無法想象的，但是如同鐵石一般的堅陣終于在下午1點鐘左右，被我們完全攻占了，此時，風已經停了，天空中停留著幾點殘云，士兵頭上出現了陽光，地面上到處都是戰死的尸體，這就是一場白日下的噩夢。”

顯然喜峰口大刀隊的夜襲，南苑的面對面搏殺，讓崇尚強者和武士的日軍官兵對趙登禹將軍產生了一份無法說清的尊敬，于是，得知他的死訊，才用了“甚為可哀”的說法。

盡管將軍的指揮在戰術上沒有錯誤，但是，日軍火力遠非土匪可比。三輛沒有裝甲防護的中國軍車遭到日軍第七中隊和第三機槍中隊的密集射擊，或因為司機中彈，或因為輪胎被打破，或被死亡的馬匹所阻，在彈雨下最終都沒能沖入日軍防線。最近的一輛離日軍陣線僅六十米。佟麟閣將軍也在此前后戰死，被伏擊的二十九軍官兵失去指揮，遭到近乎屠殺的攻擊，日軍統計其陣亡在千人以上。

事后，日軍發現每輛被擊毀的卡車上都有大約二十名殉難的中國士兵，若他們殺入日軍陣地引發混戰，其他部隊或可乘機加入突破，改變戰局。

日方檔案記述此后仍有小股中國軍隊曾試圖沖入戰場。筆者推測，這應該是二十九軍殘部試圖奪回趙登禹將軍的遺體，但沒有成功。

當日軍接近被擊毀的那輛轎車時，發現該車旁稻田的斜面上倒著一名二十九軍軍人(后推測可能是趙登禹將軍的衛士或副官)，顯系從車中沖出后被擊中陣亡。接著日軍在車內發現一名身穿軍便服的中國軍人“端然自若”地坐在該車的后座上，前額和胸部均有彈孔，已經身亡。在他胸前的口袋里，找到了趙登禹將軍的名片，身邊的皮包中有趙將軍給宋軍長寫的信，132師軍官考績表等文件。發現遺體的日軍小隊長佐佐木中尉不敢怠慢，立即逐級上報中隊長，大隊長。

趕來調查的日軍很快在汽車旁邊找到了腿部被子彈貫通負傷的司機，據說他當時正趴在一邊裝死。根據審問，得知這名司機并非軍人，而是美利商會的雇員，該車也屬于美利商會，戰前連同司機借與趙登禹將軍為座車。司機并證實后座上的便是趙登禹將軍的遺體。

日方遂得出結論，稱趙登禹將軍在此戰中“名譽地戰死”(即漢語“光榮犧牲”)。由于若干有關報道稱趙登禹將軍是在手持大刀與日軍拼殺時中炮犧牲的，與此處結論不同，故日軍的紀錄是否正確暫且存疑。但作為日軍內部的戰場報告，這份史料或有一定參考價值(宋哲元將軍后人提供給趙學芬女士的資料中，關于將軍殉國的經過與《南苑附近戰斗詳報》記載基本相同)。

將軍戰死后，據考證其遺體先被紅萬字會掩埋，后被龍泉寺僧人收殮，1946年經在中山公園舉辦公祭大會后安葬。其墓地在文革中一度被毀，將軍遺體也被不明真相的宏偉彬所褻瀆，1980年修復，至今祭祀不絕。

昨天，在自號食煙火齋的北京文化名宿陸原先生幫助下，我得以將在日本獲得的這批有關趙登禹將軍和二十九軍抗戰的史料贈送到將軍家人手中，總算了一心愿。

看過這些圖片和檔案后，趙學芬女士拿出若干將軍遺物遺墨與大家共同瞻仰。令我吃驚的是，這位善使大刀的將軍寫得一手好字。

原來，盡管身在舊軍隊之中，出身貧寒，自幼失學的趙登禹將軍并不滿足于作一介武夫，而是一生勤奮好學，公務之余練筆不輟，頗得鼓勵部下讀書的馮玉祥將軍看重。1934年，看到部下捕捉到兩只火紅色的小狐貍，剛剛擔任132師師長的趙登禹將軍親自提筆給當時還叫作“萬牲園”的北京動物園修書一封，曰：

“敝師駐防塞北，有名殿布青山者，日前偶在該山得獲火狐兩只，因敝師不便飼養，恐日久傷其生命，殊為可惜，素諗貴園萬牲羅列，以供游人觀瞻，茲特派副官單永安，攜往送上，即請查收為荷，此致萬牲園。

師長趙登禹拜啟“

一句“恐日久傷其生命，殊為可惜”令人唏噓不已。

據趙學芬女士回憶，“我父親會后返回河北防地前，見了我祖母最后一面。臨行時，他跪在地上給祖母磕了頭，又叮囑正懷孕的母親要注意身體，然后還抱了抱只有2歲的我和4歲的哥哥趙學武，之后義無反顧地離家而去。”

這一去，將軍血戰不歸還。

古人云，“無情未必真豪杰，憐子如何不丈夫”，信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