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嘉慶在訓諭八旗時所言，“最可恨的就是聚賭”，但對那些久疏戰陣安逸已久的八旗子弟以及臣子們來說，“文能提筆安天下，武能上馬定乾坤”已經是很遙遠的事情了，對他們來說，賭博比披甲上陣更安全更刺激，因而他們對賭博的熱情遠比沖鋒陷陣高漲。

所謂怕什么就有什么，還真是這樣，剛剛訓誡完畢。嘉慶十六年(1811年)五月，御史韓鼎晉密奏嘉慶，說內城有人開場聚賭。接到密奏，嘉慶很是生氣，這也太不像話了，賭場都開到內城了。這些大臣真不拿我皇帝的話當回事了，難道他們已經忘記9年前的那次整治了。

其實，賭博這事不光大清朝有，不光嘉慶皇帝主政時有，其他時候也有，而且有的皇帝本身就是好賭，諸如劉邦及其子孫、李隆基以及明朝的多數皇帝。也正是上有所好，下有所效，所以幾千年來，賭博之風世世不息代代相傳。

有句話說“只準官家放火，不準百姓點燈”。在賭博這事上真是如此，盡管歷朝歷代有許多皇帝都喜歡賭博，但歷朝歷代都禁止民間賭博。比如漢朝的律令中已有賭博罪。唐朝就不用說了，所以《唐律雜律》規定：博戲、博財物，各杖一百。作為經濟最繁榮的時代，宋朝的賭博之風肯定不輸于漢唐，因而宋太宗御令：凡坊市有賭博者，俱處斬。鄰比匿不聞者同罪。元朝的情況也不容樂觀，照樣有賭博，故而元世祖也下令：禁民間賭博，犯者流之北地。據記載，為了禁賭，明太祖朱元璋造一座“逍遙樓”，專門拘禁賭博的、養鳥禽的游手好閑人士，讓他們盡情在樓里賭、玩，但不給吃喝。后來，朱元璋再下詔：凡賭博者斬斷手腕。朱元璋的嚴刑峻法也就實行了三十多年，準確地說是三十七年，皇帝便又帶頭賭起來，帶頭人就是朱元璋的重孫子朱瞻基。以至于后來明朝的不少皇帝都嗜賭如命。

清朝入主中原后，在制度上基本仿照明朝，所以《大清律》關于禁賭的內容，與《大明律》的規定基本一樣。盡管清朝《大清律》明確規定滿族比漢族享有司法特權，但在賭博處罰方面對滿人比漢人嚴厲，而且還取消了賭博的“折贖”(花錢消罪)特權。

這一點，應該說清朝的皇帝做得還是值得贊賞的，有清一朝至今沒發現有好賭的皇帝。皇帝是帶了好頭，但下邊的人并沒有以皇帝為榜樣。其實在乾隆時期，賭博的情況已經非常嚴重了，漢人就不說了，旗人就非常厲害了，什么斗雞、什么斗鶉、什么斗蟋蟀……其中又以賭博為害最深，許多旗人都因賭博而債臺高筑、賣地賣房，妻離子散，甚至家破人亡。

在嘉慶看來，旗人賭博不是小事，事關整個大清朝的存亡，不可等閑視之。所以，就有了嘉慶七年(1802年)的那次抓賭行動。

嘉慶七年(1802年)初，袁錫等人在家斗鵪鶉聚賭被查獲，所有參賭人員都受到嚴肅處理。嘉慶在處理這起賭博案過程中，發現了問題根源，聚眾賭博屢禁不止的原因是有官員包庇，就是有保護傘。嘉慶知道后，非常生氣，決定對其中涉案官員給予嚴肅處理。

于是，步軍統領明安就進入了視野，“步軍統領”簡單地說就是衛戍部隊，身兼公安和國安職責，權力可想而知。還有就是明安的叔叔顏達賚可是嘉慶面前的紅人，正是有這層關系，嘉慶才重用提拔明安，可以想象他們家的實力和影響。

嘉慶六年(1801年)底，內廷卿員鄂羅錫葉勒圖拜見步軍統領明安的時候，說自己的朋友袁錫在家斗鵪鶉聚賭，手下兵役想敲詐袁錫，請求明安給予關照，事后報謝。明安應允默許。鄂羅錫葉勒圖隨即到袁家，指著自己的親戚說，這是步兵統領明安的家人，我們都要明安大人罩著，只要明安大人高抬貴手我們就有飯吃。袁錫經常在道上混，當然明白這其中的道道，二話不說，立馬從家中取出一千兩銀子交給鄂羅錫葉勒圖的親戚。

這個時候，應該都是鄂羅錫葉勒圖的問題，和明安關系不大。但明安后來的行為，的確讓人大跌眼鏡，鄂羅錫葉勒圖從袁錫家索取銀兩還沒到家，明安就遣家人劉升到家等候，于是就把五百兩銀子讓劉升帶回，其余的自己留下。看來這明安更高，肯定是敲詐的老手了，太熟悉程序了。

世上哪有天上掉餡餅的好事，不久麻煩就來了，嘉慶七年(1802年)初，明安聽到皇帝要抓賭的風聲，于是將原銀退還，但鄂羅錫葉勒圖并沒有把銀子還給袁錫，還挪用一百五十兩。在這個案子中，明安對自己轄區內聚賭之事毫無所知，有失察之責;事后經鄂羅錫葉勒圖牽線，讓家人劉升出面接受袁錫的五百兩銀子，只是獲知風聲太緊，才把賄銀交出。

出了這樣的事情，嘉慶很沒有面子，自己看中的人才，堂堂步兵統領竟成了賭局保護傘，而且收保護費。但也沒辦法，只能下令將明安革職拿問。嘉慶帝正月二十七日指出：明安聽情受謝，雖先侵后吐，實與得贓無異，發往伊犁效力贖罪。鄂羅錫葉勒圖身列卿員，供職內庭，竟為開圍聚賭之袁錫請托，索賄銀一千兩，先截留一半，其后明安吐出的五百兩，亦蓄意侵吞，情節尤為嚴重，實屬卑鄙無恥，著于刑部內先枷號兩個月，滿日發往伊犁贖罪。除了明安和鄂羅錫葉勒圖，嘉慶也對失察的左右翼總兵恭阿拉和國霖給予革職留任的處分。

嘉慶第一次抓賭，干脆利落，贏得了不少掌聲，也的確取得了不錯的成效。

照嘉慶皇帝的觀點，以后誰還敢再次賭博呢？可就是有不怕事的人，這不，韓鼎晉又密奏賭博之事了。

嘉慶獲悉后，當即命軍機大臣詢問韓鼎晉，密奏中聚賭都是一些什么人。

于是，韓鼎晉再奏一折，原原委委把內城有人設局聚眾賭博之事告訴了嘉慶。嘉慶一聽，氣不打一處來，于是立即密令分管此事的大學士兼步軍統領祿康及英和負責查辦。

按照韓鼎晉的舉報線索，果然一查一個準，這次行動先后拿獲賭局十六起，讓人蹊蹺的是其中有八起提前散局。也就說，有人提前知道了消息，消息是怎么傳出去的呢？只有兩種可能，一是參與行動的人中有人泄露，二是有人獲悉韓鼎晉的密奏內容。

其中，當場抓獲杏花天賭場那一起，經審訊，獲悉協辦大學士兵部尚書明亮的轎夫居然是賭場的股東之一，再就是看場子的居然是衙役，這些衙役還收受保護費，最為不可思議的是，事發時有明亮家人去現場通風報信。

又有官員涉案，上次是步兵統領做保護傘，這次是兵部尚書，而且級別更高。

有人在玩無間道，這膽子也忒大了吧，竟然敢在皇帝面前耍花槍，后果很嚴重啊。獲知此事后，嘉慶真是龍顏大怒，竟然有人當著自己的面耍花槍，看來事情絕對不止轎夫聚賭那么簡單，幕后肯定有文章。嘉慶憤怒地對內閣大臣們說：“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近日探聽朝政之風甚烈，令人痛惡。這種人如不改過，決不輕恕。”

嘉慶皇帝決定親自過問此案，遂立即召見明亮當面質詢。

在明亮看來，不就是賭博嘛，至于嗎？一看皇帝來真格的，明亮的確很害怕。所以明亮雖然一方面表示認罪，但另一方面并不以為然。關于如何獲知抓賭消息的，明亮狡辯說，他對御史參奏轎夫賭博之事，是在朝房窗外聽人傳說的，具體是什么人的聲音，沒有能辨清。

嘉慶沒問出什么實質性東西，于是就讓軍機大臣再度傳訊。這個時候，明亮終于扛不住了，說出了原委。原來，最早開場聚賭的是祿康的轎夫，而明亮的轎夫是被祿康的轎夫給帶壞的，問題在祿康轎夫的身上。

軍機大臣把結果告訴了嘉慶。這就讓嘉慶坐不住了，祿康也有問題啊？嘉慶還有些懷疑，他知道這事如果不迅速查個水落石出，確實難以服眾。于是不再讓祿康負責此事，而是改命英和與桂芳二人負責查辦，先把開局轎夫頭徐四調查清楚，查明確有其事，嘉慶感到大為震驚。

朝廷官員的轎夫開局聚賭，算不上什么大事情，充其量也就是對身邊的人管教不嚴，誰犯事懲治誰就得了。但這次開局賭博的不一般之處是，涉及了明亮、祿康這樣身居朝廷高位的大員、要員，他們竟然把皇帝的禁賭令當耳旁風，任憑身邊的人開局聚賭，而事發后又千方百計予以掩飾、包庇，這是嘉慶絕對不能容忍的。

事實擺在那兒，還什么好說的？明亮還百般抵賴，嘉慶很不高興，認為明亮陋態未除，授意軍機處革去明亮所有官銜，只保留軍功所得爵位。嘉慶在懲處明亮時講得很清楚：“若僅止失察轎夫聚賭，自行據實陳奏請罪，不過交部議處，即議革職，亦必加恩留任。乃于轎夫開場聚賭，得信后竟授意家人進城送信，致令該轎夫等聞風逃逸，種種回護欺飾，殊失大臣之體，已不勝協辦大學士、尚書之任。”

關于祿康的問題，嘉慶認為你祿康一個大學士，同時又兼任步軍統領、專司緝捕，而在查辦京城開賭事件時，僅把杏花天賭棍及明亮轎夫兩起案件上報朝廷，但隱瞞了自家轎夫開賭之事。經過英和、桂芳查實，祿康家轎夫頭徐四很早就開局聚賭，而且供認每天分給祿康管門家人張四、內監楊二等人幾十千錢的好處費，這些事祿康竟然一無所知，沒有管好自己身邊的人，所以嘉慶認為祿康“無能已極”。如果祿康真的不知道這些事情，不過是管教不嚴，議處時充其量是革職留任。問題是，祿康知道后并沒有如實上報，而是文過飾非，說已將徐四看押審辦，英和派人將徐四押走云云，所以嘉慶很不高興，指斥祿康是“文過飾非，欲蓋彌彰”。

所以，嘉慶決定革去祿康所有職位，而且投去花翎，降為正黃旗漢軍副都統。

接著，嘉慶乘勝追擊，明令英和進行徹查，又連續查獲十三起賭博案件。英和查辦賭局，雖然表現不錯，“但他系戶部詩郎、京營左翼總兵，而所獲賭犯卻以左翼地面者居多，故難辭平日失察之咎，受到革職留任的處分。”

此外，嘉慶對所有涉及賭局的有關大員進行了處理，諸如兵部尚書恭阿拉、內閣學士和世泰、右翼總兵本智等，都受到降革的處罰。在大清朝，為了賭博集中一次性地處分這么多大臣，在嘉慶之前還是鮮見的。

官員處理之后，嘉慶又把所有做賭場的房屋棚座全部收歸官府，并規定此后若再有以開賭場賺錢者，不僅沒收房棚，還治房主的罪，如果用公家的房屋開辦賭場，則要查明經管之人并嚴厲懲治。

最后，嘉慶處理了聚賭頭號人徐四、張三，對他們除了永遠枷號，而且游示九門，警戒賭博之人。祿康的管門家人，因受賄包庇賭博，被處以三年枷號。其他所有參賭人員，枷號一年，之后發配邊疆從軍。

這樣，嘉慶的抓賭工作終于告一段落。

嘉慶為了抓賭，風風火火忙了一陣子，撤的撤、關的關、流放的流放、枷號的枷號……但最后的結局還是——濤聲依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