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1年，也是清嘉慶十六年，論干支則為辛未，羊年，也是從這一年起，中國成了羊。這一年的五月，嘉慶皇帝頒布一道圣諭：“西洋人現在住居京師者，不過令其在欽天監推步天文，無他技藝足供差使。其不諳天文者，何容任其閑住滋事？著該管大臣等即行查明，除在欽天監有推步天文差使者仍令供職外，其余西洋人俱著發交兩廣總督，俟有該國船只到粵，附便遣令歸國。其在京當差之西洋人，仍當嚴加約束，禁絕旗民往來，以杜流弊。”

這是一項典型的限外令，大意是說，那些在京師居住的外國人，除了一些搞天文的技術人員，其他不懂天文的，沒有一技之長的外國人成了社會不穩定的因素。為了維穩需要，責令有關部門進行排查，在天文部門有固定工作的除外，其他一律遣送回國。就是在天文部門工作的外國人，也要嚴加管教，尤其要禁止和旗人往來，以免帶壞了旗人。

看似一道普通圣諭，卻蘊涵了大清朝心理失衡，在洋人面前的優越感喪失。也說明，中國人對洋人的態度從此改變，洋人不再是稀罕物了，是一個問題了，而且不得不關注了。

皇帝很生氣，后果自然很嚴重，不久西洋堂依據嘉慶的這道諭旨對在京西洋人進行了普查。兩個月后，即七月十四日，主管西洋堂事務大臣福慶把調查結果上奏嘉慶帝，提到西洋人賀清泰、吉德明已年老多病，畢學源尚能通曉算法，此三人請令留京;高臨淵、顏時莫、王雅各伯、德天賜四人，學業未精，留京無用，應遣送回國。

接到奏折后，嘉慶同意賀清泰、吉德明、畢學源三人有一技之長，頒發留京居住證，但要求他們老老實實住在西洋堂。至于高臨淵等四人，由于沒有一技之長，只能被遣送回國。為了確保徹底遣送，政府對他們一路護送，要求步軍統領衙門派人送到良鄉，交由直隸護送，直隸再交給下一個行政區域，一直到廣州，然后等有方便的船只，把他們四人送回家。并且要求他們四人無論在沿途還是在廣東居住期間，嚴禁與內地人們來往，擔心他們破壞了淳樸民風。

七月十六日，清政府頒布法令：嗣后西洋人有私自刊刻經卷，倡立講會，蠱惑多人，及旗民人等向西洋人轉為傳習，并私立名號，煽惑及眾，確有實據，為首者意當定為絞決。其傳教煽惑，而人數不多，亦無名號者，著定為絞候。其僅止聽從入教，不知悛改者，著發往黑龍江給索倫達呼爾為奴，旗人銷除旗檔。失察官員降級調用。在欽天監任職的西洋人必須嚴加約束，禁絕與旗民往來，以杜流弊。其余的西洋人俱遣令回國，如有在境逗留者，立即查拿，分別辦理，以凈根株。

真是有點奇怪，堂堂天朝皇帝，竟和區區幾個洋人較上勁了，又是嚴定科條，又是大加懲治，又是遣送回國……的確有失體統。不是嘉慶不要面子，問題的根本是洋人太熱情了，要給大清朝的子民帶來福音，這令大清朝的嘉慶很不爽，我天朝上國，哪里需要爾等福音，從哪來到哪里去。可是，大清朝已經離不開洋人了，可以不要洋人的物品，但欽天監需要洋人觀察天象修整歷法。

連皇帝都把洋人當回事了，說明天朝放下尊嚴了，心虛了;實力不如洋人了。不敢“中國歡迎您了”，也說明開始害怕了，問題的關鍵是已經離不開洋人了。梳理一下，中國和洋人的交往極具特色，僅僅從稱呼上就能發現一些端倪。從最早的夷到洋夷，再到洋人，進而變成洋鬼子，之后又稱為外國人——老外，外國人沒有變化，變化的是我們自己。這些稱呼的變化幾乎就是一部中國興衰史，中國人向來以天朝自居，其他國家自然等而下之，不配和中國平起平坐。

最早的“夷”是中原華夏人對周邊地區人的蔑稱，那時中原經濟發達，文化繁榮，國力強盛，于是把自己當做是天下的中心，稱四方為“夷”，顯示自己的優越高貴。托祖先的努力，我們的優越領先了世界兩千多年，因而我們稱外國人為“夷”，也就稱呼了兩千多年。這兩千年，一直都是別人到我們天朝求學問道，所謂風水輪流轉，正當我們還在夜郎自大的時候，而“夷”們卻強大了，而且超越了我們。

“夷”們不像我們天朝那樣矜持，等著別人上門取經，他們是送來主義，是“己所欲施于人”，就把他們認為的“救世良藥”送了過來。他們哪里知道，天朝什么都是早就有，哪里稀罕他們的東西，他們自然就碰到了一鼻子灰。

據考究，“夷”們早在唐貞觀九年(635年)，就開始來“救世”了，那時稱為景教。不過，那時候我們正如日中天，哪里需要他們，后來唐朝會昌五年(845年)唐武宗滅佛也順帶捎走了基督教，該教故此從中原消失。元朝時，西方“夷”人熱情不減，基督教再次被傳入中國，稱為“也利可溫”(蒙古語“有福緣的人”)，當元朝統治者被小和尚朱元璋攆出中原后，基督教也隨風而去。

西方“夷”人做事情向來有宗教徒般熱情，百折不撓，明朝萬歷十年(1582年)，天主教耶穌會派利瑪竇到中國“救世”。

利瑪竇的確有本事，為了能在中國傳教，他對天主教禮儀進行了改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讓中國人有一種親近感，在翻譯天主教最高信仰“Deus”名稱時，利瑪竇采用了先秦古籍儒書中的“上帝”稱號。再就是，中國人在信仰上帝的同時，還可以拜孔子、祭祖先。經過努力，利瑪竇被允許在廣東肇慶定居并傳教，完成了天主教夢寐以求的成功。但由于他們內部產生了不和諧意見，引來一些其他來華教士對利瑪竇的傳教方式有偏見，引發了“中華禮儀之爭”。

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一個名叫顏當的法國傳教士在福建傳教的時候，以上帝名義禁止轄區內的中國教徒祭祖拜孔，這樣一來，康熙皇帝肯定不干了。盡管如此，康熙還是多方努力，希望羅馬教廷能收回成命，但羅馬教廷就是固執己見，這令康熙很不爽。讓你們傳教，已經給你們面子了，還蹬鼻子上臉不成，于是一怒之下在全國禁止該教。

通過這件事，康熙還是覺察到西方文化的潛在威脅，他為自己的子孫敲響了警鐘，明確指出：“海外如西洋等國，千百年后中國恐受其累。此朕逆料之言。……國家承平日久，務須安不忘危。”

這也是天朝的君主第一次走下臺階，開始平視西洋，改稱“夷”為“洋”，從夷到洋，絕不是字面含義的差別，還有更深層次的微妙的變化。這里的“洋”不單是指海洋，更含有先進文明的意思在內，所以“洋人”一出口，自己就矮了半截。

“海外如西洋等國，千百年后中國恐受其累。”能看到這一點，康熙不負圣主之名，遺憾的是康熙沒有采取任何應對措施，不僅如此，還在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再頒南洋禁海令，禁止內地商船到南洋呂宋(今菲律賓)和噶喇吧(今印度尼西亞雅加達)等處貿易，南洋的華僑必須回國，澳門外國船只不得載中國人出洋。理由是南洋各國歷來是“海賊之淵藪”，“數千人聚集海上，不可不加意防范”(《清圣祖實錄》)。

如果說當年朱元璋頒布“禁海令”，是因為自身的小農意識讓中國成了世界大航海的落伍者;那么，康熙的“禁海令”，把祖宗幾千年積累下來的海洋資產，統統放棄，把自己從一個海洋國家變成沿海地帶渺無人煙的“內陸國”，就是有些犯傻了，給自己的子孫后代種下了苦果，也讓整個國家蒙受恥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