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4月，李大釗犧牲后，長子葆華改姓氏被護送去了日本，長女星華仍在孔德學校讀書，沒了經濟來源，為堅持上學，經周作人安排為學校刻寫蠟版，每月可得15元。

1927年4月6日李大釗被捕，在獄中關押22天，寫下了《獄中自述》。他在《獄中自述》的末尾特別寫道：“又有陳者：釗夙研史學，平生搜集東西書籍頗不少，如已沒收，尚希保存，以利文化。”

從史料查證，查抄李大釗在北京朝陽里四號住家時，并未沒收他平生所搜集的書籍。那么，這些書籍在李大釗犧牲后下落如何呢？

轉移到李青峰家中

據北京檔案館館藏檔案：京師警察廳偵緝處處長吳郁文向京師警察廳總監陳興亞在1927年5月10日的報告中說：“茲復據探報稱，本月九日下午一時許，內務部警政司長李青峰至朝陽里四號，用洋車兩輛將李大釗書籍等物運往南池子葡萄園十號伊宅收存。”

李青峰何以會保存李大釗多年精心收藏積累下來的史學書籍呢？查閱編印于1908年、1910年的兩份《北洋法政學校同學錄》后獲知：李青峰，22歲，直隸冀州人，號采巖。預科英文甲班(后稱1班)學生。李大釗，20歲，直隸樂亭人，預科英文甲班(后稱1班)學生。兩人原為同班同學，李青峰年齡大于李大釗。在1908年到1910年預科三年間是同窗，后為校友。

李大釗被捕后，李青峰就曾以自己與李大釗為校友的身份，致信京師警察廳，請求保釋李大釗妻女：“以峰在光緒末年曾與李大釗同學，彼既無父母，終鮮兄弟，今其多病婦嬰同遭拘禁，無知孩提咸瀕危急，其妻久不蒙釋，女仆力何能任？是罪由一人延禍六口，路人亦且酸心，校友何忍袖手？……峰愿以性命、官職保之。”(《李青峰呈報京師警察廳函》)

《晨報》1927年4月30日載：“今晨八時，李之遠族李采言、李凌斗兩人，偕二女興華、艷華，一同赴長椿寺。棺木運到后，即在停靈屋內重新裝殮。李妻因病不能行動，故入殮時僅有二女在側。親友到場照料者有白眉社(即白眉初)等數人，情狀殊為凄慘冷落。”這里的李采言就是李青峰。經與李大釗的舅父周玉春商議后，決定李大釗遺眷暫住李青峰家。李青峰就將李大釗遺屬一行五人：妻子趙紉蘭、長女星華、次女炎華、次子光華、三子欣華，接到南池子葡萄園十號自己家中暫住，以盡保護責任;5月1日，將李大釗的靈柩由長椿寺移到宣武門外妙光閣浙寺暫厝。

因為李大釗在朝陽里四號的住房是租用的，5月9日取走書籍等后，便將朝陽里四號院落交由舜記木廠伙計國敬銘接收。5月11日下午，李青峰用汽車將李大釗妻子趙紉蘭、長女星華、次女炎華、次子光華，趙紉蘭胞弟趙小峰等，送往東車站、乘京奉通車出京，回樂亭縣大黑坨村。李大釗的藏書此時是在南池子葡萄園十號李青峰家中。

一部《九通》的下落

1939年，李大釗的家人曾因生活困難，托請周作人、錢玄同設法變賣歷史典籍集成的叢書《九通》。

1927年4月，李大釗犧牲后，長子葆華改姓氏被護送去了日本，長女星華仍在孔德學校讀書，沒了經濟來源，為堅持上學，經周作人安排為學校刻寫蠟版，每月可得15元。

1932年，星華接到母親從樂亭大黑坨村老家來信，要到北平安葬已在寺廟停放近6年的李大釗遺體入土，因實在無力償還浙寺停柩的租金。星華接信后去找周作人，希望能幫助出售父親的藏書。

后來，由于寄存書籍的李青峰要搬家，一時沒有合適地方放這些書，大部分就放在錢玄同在孔德學校的房間里。星華為解決家中生活的窘迫，再次向周作人提出出售父親藏書的請求，周作人在8月26日寫信給胡適：“此事曾與兄及孟鄰(即蔣夢麟)校長說過，惟近來寄存書籍的親戚家就要搬走，而李家境況亦甚窘苦，想早日賣掉。孟鄰曾提議由大家集款買下，寄贈與圖書館以作紀念，或由學校收買更易辦亦未可知，希望兄為幫忙，為向孟鄰一說，早點想一辦法以了此事。聞書目已由守常(即李大釗)內侄楊君(即楊景起)抄交孟鄰矣。”但此事并未能落實。

1938年7月4日，中共冀熱遼特委發動冀東大暴動。李大釗次子光華參加暴動頭部受傷，因敵人搜捕在家鄉難以安身，星華帶著光華到北平尋找機會去延安。炎華和愛人侯輔庭參加冀東大暴動后也到了北平，12月23日周作人接到炎華信求助，先是送錢幫助度過寒冬，聯想到此時或應出售李大釗的藏書，以解燃眉之急。

1939年1月10日，“玄同來訪，在苦雨齋西屋坐談”，周作人便和錢玄同商議賣書的事。此時的錢玄同正在病中，為解決李大釗子女生活困窘和籌措赴延安的路費，拖著病體四處聯系變賣李大釗的藏書。

1月16日，周作人接到錢玄同14日的信：“起孟道兄：今日上午十一時得手示，即至丘道交與四老爺，而袒公即于十二時電四公，于是下午他們(四與安)和它們《九通》共計坐了四輛洋車，給這書點交給祖公了。此事總算告一段落矣。”(因為敵偽統治森嚴，錢玄同信中使用了暗語：丘道是孔德學校;四老爺、安、袒公、祖公，都是此項成交的關系人。)這部《九通》已經在1月14日下午，被北平女子師范大學的秘書趙祖欣(1939年后任河北師范專科學校校長)等人，一并乘坐四輛人力車拉走了。

事后的第三天，1月17日錢玄同竟因腦溢血病逝。周作人在《玄同紀念》中翔實敘述了此事。北平女子師范大學后來與北平師范大學合并，定名國立北平師范大學。想來，李大釗藏書中的這部《九通》，現在應該是完整地保存在北京師范大學圖書館。

北京解放后，星華在孔德學校書庫里還找到兩大木箱李大釗收藏的書籍約100多本。交由周作人代賣，這次賣得120元，一半交給了星華，一半交給了炎華。

珍藏在唐山的李大釗書籍

李大釗故鄉唐山也珍藏著李大釗的部分書籍。這是在白色恐怖的環境下保存下來、李大釗讀過書籍的一部分，嚴格說來算不得是李大釗的藏書，因為，李大釗在北京大學任圖書館主任一職后，沒有往家鄉帶回過書籍。所以，大多是他在求學時的講義和參考書。這些書籍在唐山分三處保存和展出：樂亭李大釗故居、樂亭李大釗紀念館、唐山市冀東烈士陵園。

李大釗故居保存的書籍比較多，主要靠老館長劉荊山的精心收集和保管。有李大釗在北洋法政專門學堂、日本早稻田大學使用的教材和參考書近50種，這些書多為日文。還有李大釗和張潤之合譯今井嘉興著《中國國籍法論》、梁漱溟著《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等。上世紀70年代，李大釗紀念館開館，天津北洋法政專門學堂講義的《預科法學通論》、《正科刑法講義》，上面的批注確定為李大釗手跡，決定轉到李大釗紀念館展出，并且錄入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李大釗全集》。李大釗和張潤之合譯今井嘉興著《中國國籍法論》也轉到了紀念館。張靜如、劉桂生教授等來唐山時，曾經在李大釗故居看到梁漱溟著《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中，也有少許批注文字，但經分析未確定是李大釗手跡。賈芝在《關于周作人的一點史料》(《新文學史料》1983年第4期)中說：李大釗曾經批注過的書籍有《高等經濟原理》、《租稅法規纂要》、《日本警察法述義》等，這些書都落在了唐山。經查證，唐山并無這幾本書。

值得注意的是，這批書籍中有兩部研究中國文學藝術的論著：《藝舟雙楫》是清代包世臣成書于18世紀晚期的文藝論著，《廣藝舟雙楫》則是康有為于1888年撰寫的關于書法的論著，可以得知李大釗對中國書法藝術的喜愛與研究。

在唐山市的冀東烈士陵園里珍藏著李大釗在日本留學時讀過的四本書：北村三郎著《歐洲列國史》、英國勃拉斯著《南美共和政治之評論》、秋山雅之介博士著《國際公法》、中村進午博士翻譯的俄國弗里德里西·馮·馬騰斯著《國際法》(下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