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維新后的日本，對內積極實行代議制等西方政治制度，對外也效仿西方帝國主義的殖民主義，開始在周邊積極推行擴張政策。而以總理衙門大臣奕？和直 隸總督李鴻章為首的清朝官僚集團，對于維護國家主權的動力要遠遠低于對于維護他們個人政治權力的動力。他們目光短淺、茍且偷安，經常幻想著以金錢換取暫時的和平。

在 近代的各種對外戰爭與交涉場合，外界的強大軍事壓力固然存在，但誓死爭取與茍且偷安的態度，也對最終的局面有著重要的影響。遺憾的是，清朝的官僚體系中， 為個人利益而斤斤計較的奴才占了大多數，為整個王朝和人民的長遠利益進行規劃的人物實在是少之又少。這樣的現象從左宗棠、曾紀澤 等人對西北領土的捍衛上就可以清楚地看出。

在各海洋列強從東南沿海打開中國的國門后，俄國這個老牌帝國主義國家亦不甘落后，虎視眈眈地從西北、東北兩個方 向覬覦著中國的領土。恭親王奕？在咸豐十年（1860年）所上的《通籌夷務全局酌擬章程六條折》中，曾經將俄國列為外部的第一大威脅，他稱俄國為“肘腋之 患”，而英、法等國為“肢體之患”。

完顏崇厚（1826～1893年），清末大臣。

俄羅斯是地跨歐亞大陸的一個國家，在清朝的康熙朝以前，社會發展一直落后于中國。但是與康熙皇帝同一 時 期統治俄國的彼得大帝開始大力實行政治改革，進行一系列向西方學習、建立近代社會制度的改革，建立正規陸軍、海軍，實現農業工業化，鼓勵工商業，開辦工 廠，辦報紙，開辦軍事學校和技術學校，創辦俄羅斯第一個博物館和公共圖書館，設立國家科學院，使得俄羅斯“從愚昧無知的深淵登上了世界光榮的舞臺”。

在清朝還沉溺于“盛世”的氛圍中時，彼得大帝化裝為平民親自前往歐洲各國游歷，感受到了巨大的危機。他甚至下令俄羅斯人剪掉濃密的胡子，以顯得“文明”一 些。而在同時，中國的清朝卻在下令所有的人民必須將頭發剃成滿族人的樣子，腦后留一條長長的辮子。

一位歷史學家準確地指出：“在１７００年 歐洲以外的大多數人對實現西方化的好處還認識不清。彼得的意義就在于他能夠先于時代二百年認識到現代化的重要性。由于在18世紀和19世紀西歐取得了非常 迅速的發展，俄國否則無法同西歐并駕齊驅。”通過彼得大帝時代的征戰，俄羅斯獲得了波羅的海的一個出海口，也取得了一個“了解歐洲的窗口”。在東方，俄羅 斯則一直致力于 從中國奪取更多的領土并在遠東地區獲取一個不凍港。

伊犁是清朝新疆的一個府，駐扎著伊犁將軍作為最高領導。伊犁河谷不僅農業發達、礦藏豐富，而且戰略地位重要，是通往南疆的要津，控制了伊犁就等于控制了整個新疆。駐扎在新疆的高級官員幾乎全是滿族旗人，他們橫征暴斂、驕奢淫逸，不斷引起當地人民的反抗。

在清朝忙于鎮壓太平天國起義的時候，中亞地區的一個冒險家阿古柏率軍入侵新疆，并于同治九年（1870年）自立為北疆的統治者。俄國總督考夫曼借這個機會，于同治十年（1871年）七月占領伊犁。同治十二年（1873年），陜甘總督左宗棠受命平定陜甘回民起義。

然而在這個時候，朝廷因為日本入侵臺灣的事件，認識到了建立海軍的重要性。但是清朝在財政上無法支持既在西北展開一場收復疆土的戰爭，又在東南沿海發展海軍的計劃，這形成了朝廷中關于 “海防”與“塞防”的爭議。由于伊犁已經被俄國占領，朝廷決定任命左宗棠為欽差大臣，督辦新疆軍務。

左宗棠在經費、后勤極其困難的情況 下， 殫精竭慮、全盤籌劃，以難以想象的速度在九個月內將阿古柏偽政權徹底擊敗，在西方列強尚未謀劃好如何從中干涉獲利的情況下解決了新疆問題。到光緒三年 （1877年）年底，除了俄國占據的伊犁以外，新疆全部收復。這樣，俄國面臨著不得不將伊犁歸還中國的局面。

但是，清朝派出的欽差大臣崇厚 由于愚蠢無知，在俄國的欺騙下擅自簽訂合約，幾乎將伊犁權益拱手送予俄國。大驚失色的總理衙門在將崇厚問罪后派出曾紀澤出使俄國重新談判。在這樣重要的時 刻，以李鴻章等人為首的一批慣于采取犧牲國家利益獲取局部安全的官僚極力主張與俄國妥協，意圖通過出賣新疆給俄國換取暫時的安全。

一場顛覆弱國無外交的事，這群大清志士做到了左宗棠，晚清重臣，軍事家、政治家、著名湘軍將領，洋務派首領。

但左宗棠等人以及朝廷輿論猛烈抨擊這種賣國論調，主張朝廷盡管困難重重，但應該做好戰爭準備，與俄國力爭。曾紀澤為這次出使進行了詳盡的研究和周密的準備，他決定在邊界的爭端上 寸土不讓。光緒七年（1881年）二月，經過兩年艱苦談判，清朝與俄國簽訂《圣彼得堡條約》，廢除了崇厚此前簽訂的條約，幾乎將伊犁權益全部收回。

這一結果是在中國處于極度困難的情況下，由剛直勇毅的左宗棠、曾紀澤等人通過堅強的意志和決心與敵手展開較量所取得的一個偉大成就。對于此條約，英國駐圣彼 得堡公使達弗林爵士驚呼：中國迫使俄羅斯做了他前所未做的事情，即交還了已占有的領土。這在各殖民列強中，是不可思議的。

從近代史的總體來看，中國顯然一直處于非常不利和被動的局面。但這并不意味著個人的努力和決心就不起作用。從林則徐在廣州禁煙，到左宗棠、曾紀澤經營新疆，這些志士仁人通 過自己的努力在極端不利的情況下捍衛國家權益，這是中國人民不應忘記的。

另一方面，李鴻章等人雖然也在困難的情況下與列強周旋，但他們短 視，更注重眼前利益，甚至缺乏原則。他們習慣于以利益交換的手段來解決爭端，更多的考慮是保住自己的官位和保存實力。這些短視也表現在更廣泛的清朝統治者 高層中，他們不愿面對體制方面的改變，試圖只在器物的層面學習西方。結局就是，短期的利益輸送并不能為清朝贏得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