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說“朋友之妻不可欺”，白居易卻是朋友之妻“不客氣”。白居易的齷齪在這樣一件小事上表現無遺。

白居易生于公元772年，卒于公元846年。唐代詩人。字樂天，晚年號香山居士。其先太原人，后遷居下邽(今陜西渭南)。貞元進士，授秘書省校書郎，元和年間任左拾遺及左贊善大夫。后因事被貶為江州司馬。歷任杭州刺史、蘇州刺史、刑部尚書。詩與元稹齊名，世稱“元白”。代表作有《長恨歌》、《琵琶行》等。著有《白氏長慶集》。

白居易屬于少年得意的代表，他在十八歲之時即以詩名為人所知。那句“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更贏得了長安知識界的普遍贊譽。二十七歲那年，白居易再接再厲，以第四名的優異成績高中進士，在同時考中的十七人中最為年輕。后來，白居易不無得意地寫道：“慈恩塔下題名處，十七人中最少年。”

然而，白居易更是唐代詩人——也可以說是中國古代詩人中晚婚晚育的楷模和典范。這位“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的年輕進士，卻一直拖到了36歲，才與小他12歲楊氏結婚。楊氏是其好友楊虞卿的堂妹。

白居易晚婚的原因至今依然聚訟紛紜，眾多研究者在自說自話，都無法拿得出來令人信服的證據和材料。但有一點可以排除，白居易的晚婚絕不是因為性冷淡。因為在眾多作品中，白居易都對女人流露出了一種病態的占有欲望。

說起白居易，我們不能忘記。

元稹、白居易兩人年齡相近，又同為著名詩人，然而，元白二人不僅絲毫沒有“文人相輕”，而且私交甚篤，他們傾心交往三十載，相互唱和九百章，可謂極一時之盛。加之兩人的文學觀十分接近，時人將二人并稱——元白。《舊唐書·元稹傳》如此形容二人的關系：(元稹)“既以俊爽不容于朝，流放荊蠻者近十年。俄而白居易亦貶江州司馬，元稹量移通州司馬。雖通、江懸邈，而二人來往贈答，凡所為詩，有自三十、五十韻乃至百韻者。江南人士，傳道諷誦，流聞闕下，里巷相傳，為之紙貴。觀其流離放逐之意，靡不凄婉。”《舊唐書·白居易傳》亦如此記載：“時元稹在通州，篇詠贈答往來，不以數千里為遠。”因此，無論從哪個角度來說，白居易和元稹都互為表里。

元稹是中國作家中最早以出賣隱私吸引眼球的成功人物。在晚年，他以自己風流韻事為藍本寫成了《鶯鶯傳》，后來，天縱之才王實甫以《鶯鶯傳》為藍本，創作出了膾炙人口的《西廂記》。因此，可以這樣說，元稹對中國文學的最大貢獻在于，他以自己無恥的始亂終棄成就了一出最偉大的戲劇杰作——《西廂記》。

也許注定元稹命帶桃花，拋棄了鶯鶯之后，元稹又泡上了著名妓女薛濤。

薛濤本來也出身名門，只因父親過早地撒手人寰，薛濤不幸淪為樂伎。自身過硬的素質，早年良好的環境熏陶，使得薛濤很快就在行業里成為了頭牌。元和四年春，元稹奉命出使成都，此時元稹30剛剛出頭，第一眼看到40歲的薛濤，便驚為天人。薛濤對元稹也是一見如故，“金風玉露一相逢”啊，“便勝卻人間無數”。加上此時元稹的妻子韋叢十分識相地病逝，元稹與薛濤更是無所顧忌，在成都開始了一年多的同居生活，二人吟詩歌唱，共同譜寫了一段他們自己認為的佳話，以致當時人們多把薛濤看成是元稹的外室。然而，不久之后，元稹再次顯露出豺狼本性，最終選擇一走了之，并在浙東公務活動時與越中名妓劉采春開始了另一段干柴烈火的淫亂生活，任憑被蒙蔽的薛姑娘一人在成都思念得死去活來。思念著元稹的薛濤為此閉門謝客，從此遠離詩酒花韻之事。

然而，十多年之后，白居易卻寫了一首《與薛濤》：

峨眉山勢接云霓，

欲逐劉郎此路迷。

若似剡中容易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