綁票是匪類生財的古老門徑，土匪、黑幫，以及零星的見財起意的人們，無論智商有多么低，都很容易想起這樁不花錢的買賣來。綁票的目的就是要贖金，不要贖金，綁票何為？不過，天下之大，例外的事兒總免不了，民國年間，有一樁大的綁票案，綁票的土匪還就是不要贖金。

1923年 5月 5日深夜，津浦路一列北上的列車進入山東境內，經過臨城附近的時候，突然遭遇攔截，車頭出軌，幾百土匪，明火執仗，涌將上來。車上200余名中外旅客(其中 26個洋人，一說 35人)，除個別逃脫外，掃數被掠走，全部成為“肉票”。這就是當時震驚中外的臨城劫車案。

臨城劫車案的黑手是，抱犢崮的土匪頭子孫美瑤。孫美瑤得手之后，將肉票押上抱犢崮，然后放掉幾個洋人女票下山傳信，提出條件，不要金不要銀，只要求招安收編，弄個官軍的師長旅長干干。抱犢崮是沂蒙山區很著名的一崮，山勢險峻，但山頂卻有地可耕，只是耕地之牛得在牛犢時抱上去才行，成年的牛，無論如何是趕不上去的，山故此得名，其易守難攻，可見一斑。雄踞于高崖險山之上，押著有二十幾個洋票，孫美瑤自信手里有牌，官軍不敢把他怎么樣。在此后的一系列談判中，孫美瑤的價碼一會兒高一會兒低，翻云覆雨，弄得當時的曹錕政府很是狼狽。

那個時候，國際上對于這種“恐怖主義”行為還沒有像今天那樣態度堅定，一致采取不妥協主義，而且也沒有反恐的特種部隊，有各種先進武器可以使。西方各國在事發之后，對自己國家公民的性命很是在意，一個勁地對中國政府施加壓力，要求只許妥協，不許弄強，事件涉及國的公使一日三次跑中國的外交部，像是下命令一樣，要求不惜一切代價保障人質的安全。說起來，當時當政的直系政權算是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對西方最硬氣的一屆政府(因為民族主義情緒頗濃的吳佩孚的緣故)，因此也是得到外援最少的一屆政府，害得政府上下鬧窮，政府各部幾個月開不出工資。北京大街上，盡是討薪的政府官員在游行示威，駐外使館因經費不繼，紛紛下旗回國。盡管如此，洋人依然得罪不起，對土匪，不能打，只能談。畢竟，自晚清以來，洋人不僅代表著強大，而且意味著文明，洋人的命，無論如何都是金貴的。山上的土匪也十分清楚他們所倚仗的是什么，他們可以時不時地殺幾個中國的肉票(土票)加壓，卻不動洋票一個指頭，洋票在山上住的條件都比土票好，還允許洋票有“通訊自由”，讓他們寫“匪窟通信”，交到上海報上發表，讓外國輿論壓政府，外國政府再壓中國政府。不過這么一來，一時間，辦報的和讀報的都興奮莫名。

唯一讓外國人放心不下的是，當時的北京政府真正能管的地方并不多，山東地方，說起來并不是直系的地盤，壓力加在北京政府頭上，到底有多大用處，其實是個未知數。反過來，這一點也成了北京政府跟外國人談判的價碼，抵制他們要求對綁匪無條件妥協的壓力。利害相關的洋人，面對如此錯綜復雜的局面，知道全指望中國政府估計也不行，自己也在想轍。最后還是在上海租界的中國通們厲害，說動了上海黑道很有勢力、后來成為青幫三大亨之一的黃金榮，讓黃親自出馬，帶上各位黑道老大的親筆信，上抱犢崮跟孫美瑤談判。

黑道的面子要比白道大，事實上，在當時沒有土匪傻到跟幫會為敵，否則，他們販毒走私的買賣就沒戲了(這可是土匪的最大宗的收入)。黑道中人溝通起來很容易，黃金榮上山之后，談判漸入佳境，孫美瑤不再漫天要價，山東軍閥田中玉卻得以就地還錢，孫部編成一個旅，由山東地方解決給養，先送上大批的糧食和2000套軍服。1923年6月 12日，最后一批洋票被釋放，孫美瑤下山接受改編，一場塌天大案，宣告結束。

不過，孫美瑤的旅長沒有做上幾天，到了年底，他就被新任的兗州鎮守使在棗莊中興公司設下鴻門宴(中興公司有個北方著名的富豪俱樂部，吃喝嫖賭一應俱全，孫美瑤也是常客)誆過去，當場，一個石灰包打在孫美瑤的眼睛上(韋小寶的伎倆)，被熏得昏頭的他，被一頓亂刀給捅了無數個透明窟窿，腦袋還給切下來傳命各處，孫美瑤的部下群龍無首，在重兵包圍下也只好繳械解散，四散而去，估計大部分還是當土匪去也。

從晚清到民國，是亂世。其實兵和匪的界限不是十分清晰，一個地方，當官兵不太能控制局面的時候，就會有匪類出來“幫忙”，官兵要當家，匪兵也要當家，爭斗的結果，往往達成一個均勢，各收各的“保護費”，維持一個雖說是畸形的，但也是一種的秩序。不見得凡是土匪，就一律燒殺搶掠，道理很簡單，都燒殺掉了，他們吃什么去？土匪的燒殺，往往針對那些不肯服軟的地方，尤其是那些有地方武裝、抵抗過他們的村鎮，燒殺主要是為了殺一儆百。盡管如此，做土匪的，不管規模多大，最大的心愿還是受招安，從非法狀態的收費轉到合法狀態來。從晚清開始，也的確不斷地有地方官在剿匪不成的情況下，有意招撫一些匪幫，讓他們變成官兵，再去打別的土匪，一如《水滸傳》中受了招安的宋江去打方臘。這些受招安的土匪也在戰斗中逐漸成長，變成一方具有官方身份的霸主，比如北邊的張作霖，南邊的陸榮廷，都是這個棋子，當時有諺日：若要官，殺人防火受招安。當然，這種情形下的秩序，肯定不會太好了，無論官兵還是土匪，有時紀律都差不多的壞，說匪來如梳，兵來如篦，可能有點夸張，但駐兵與駐匪都時常擾民卻是真實的。那些由匪變兵的軍隊，比如張作霖的奉軍，一直到小張(張學良 )時代還以紀律差聞名，在老張時代，就可想而知了。

不管怎么說，南有干帥 (陸榮廷字干卿)，北有雨帥(張作霖字雨亭)，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各地的士匪都紛紛效法，也有條件效法。事實上，袁世凱死后，由于混戰不止，各地軍閥都在招撫土匪借以擴展勢力，只是各地有各地的高招，招撫的方式，有收撫的，也有打撫的。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反正在1923年，山東督軍田中玉跟抱犢崮的土匪之間從原來的相安無事、各管一邊，變成了真刀實槍地對打，兩個混成旅開到兗州，其實，真實意圖是剿是撫，還是以剿逼撫，還真說不清楚，然而，不幸的是，在沖突中，孫美瑤的哥哥孫美珠一個沒留神喪了命，所以，激得孫美瑤使出了拼命的招兒，釀成一場大案。

不過，在那個大家都怕洋人的時代，這招雖然很靈，足以讓官方滿足他的條件，拿到一筆做土匪的都想要的特別贖金，卻犯了大忌，不光是白道的大忌，也是黑道的大忌——不動外國人，免惹大麻煩，黑道自道，殷鑒不遠，都還記得義和團的教訓。所以，事過之后，孫美瑤非死不可，官家即使用上韋小寶的下三濫的招數，也得讓他死。

孫美瑤綁了一筆大票，要到了他想要的贖金，然后全賠了。以后，這種賠老本的買賣，土匪就再也不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