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夏，“二次革命”失敗后，曾經的臨時大總統孫中山，成為北洋政府的通緝對象，不得不再次流亡海外;此時，從美國留學畢業的宋慶齡，由父親宋耀如引領，來到孫中山身旁，成為他的重要助手和戰友，成為他終生不渝的伴侶……

壹

從小就非常仰慕孫中山

宋慶齡是孫中山的戰友宋耀如的女兒，從小就知道孫中山是反對清朝專制統治的英雄，了解父親在各方面支持他的事業，因而對他非常仰慕。

宋慶齡在自己的《自述》中曾說“由于家父是孫博士在其革命工作中最早的同志之一，因此在孩提時起我就熟悉他的名字和志向。”1907年宋慶齡到美國讀書以后，她的父親仍經常給她去信，寄發剪報材料，把國內發生的情況告訴她。

宋慶齡當年同學的憶述：“沉默寡言的慶齡把心思用于另外一種方面———潛心思考中國發生的一系列事件的內在意義，考慮她父親宋查理和他的朋友孫逸仙博士魂牽夢縈的革命事業的是非曲直……她在內心深處已經是忠貞不二地謀反了。”

貳

她的思想發生了飛躍

宋慶齡在大洋彼岸知道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的專制統治時，這個一向沉靜溫雅的姑娘，在她著名的論文《二十世紀最偉大的事件》中，對新生的共和國充滿憧憬：“中國以其眾多的人口和對和平的愛，應該作為和平的化身屹立在世界上。”

這篇論文表明了宋慶齡對革命的理解，她把共和制度取代封建專制視為社會發展的必然。

還在五個月前，她在校刊上發表過《留學生對中國的影響》，揭露了清朝封建統治的腐敗，但卻認為這種狀況可以通過留學生出身的官員的“言傳身教”實現改革，“‘自由’與‘平等’不是靠罷工、騷動和政治混亂，而是靠更為普及的教育和啟蒙運動來保證的。”

辛亥革命使宋慶齡的思想發生了巨大的飛躍。這為她不久以后全身心地支持和投入孫中山的革命事業打下堅實的思想基礎。

叁

我當時并不是愛上他

1913年8月，宋慶齡從威斯里安女子學院畢業后，到東京去看望隨同孫中山流亡日本的父母時，會見了久仰的英雄孫中山。根據日本外務省的有關檔案資料記載，宋慶齡與孫中山有頻繁的接觸，并且還有不少書信往來。

由此，宋慶齡加深了對孫中山及他的事業的理解，當宋靄齡因婚事不再專任孫中山的秘書時，她繼任了孫中山的秘書工作，追隨孫中山參加了中國的民主革命。

愛情，孫中山從未真正體會過的感情，不僅給他以慰藉，也成為激勵他在失敗中奮起的動因之一。年輕、美麗、溫柔、深情，充滿朝氣的宋慶齡還帶來了西方的民主主義。

而結婚對于宋慶齡，當時只意味著“委身革命”。多年以后，宋慶齡向埃德加·斯諾談到她與孫中山的婚姻時，用風趣和幽默的口吻表達了她當時的感情：

“我當時并不是愛上他，是出于少女羅蒂克的念頭！但這是一個好念頭。我想為拯救中國出力，而孫博士是一位能夠拯救中國的人，所以我想幫助他。”

肆

中國兒童應有鞋穿

她的家庭是當時中國為數極少的、擁有西方教養和生活方式的富有的家庭。她在給美國同學的信中說：“我們的住房與衣著與歐洲人無異，甚至屋內的布置也是歐化的……我們的房子舒適而寬敞，各種現代化的設備一應俱全……”

是孫中山幫助她認識自己的祖國。“孫中山很窮，到十五歲才有鞋子穿。……他沒有米飯吃，因為米飯太貴了。他的主要食物是白薯。”

“孫中山好幾次告訴我說……他下了決心，認為中國農民的生活不該長此這樣困苦下去。中國的兒童應該有鞋穿，有米飯吃。就為這個理想，他獻出了他四十年的生命。”孫中山幫助宋慶齡具體深化了她原來的認識，“壓迫導致革命”。

伍

追隨在孫中山左右

宋慶齡婚后繼續全力投入到孫中山領導的捍衛共和的斗爭。討袁、護法、北伐諸役，孫中山的所有重大行動，宋慶齡都追隨左右。她協助孫中山起草《第二次討袁宣言》，組織出征軍人慰勞會并親率紅十字會員支持北伐，陪同孫中山觀察軍事要塞。

第一次護法戰爭失敗后，孫中山懷著極度的苦悶回到上海，是宋慶齡以溫柔體貼的照顧撫平了他心中的傷痕，并協助他總結失敗的經驗教訓。在孫中山著述《建國方略》時，宋慶齡則擔當了資料員、打字員和翻譯。

1918年夏，宋慶齡、朱執信幫助孫中山起草了致列寧和蘇維埃的電文，表示“中國革命黨對貴國革命黨所進行的艱苦斗爭表示十分欽佩，并愿中俄兩黨團結共同斗爭。”

當“五四運動”發生并影響廣州后，宋慶齡代孫中山起草了致廣東政府電，要求釋放被捕工學界代表。幾個月后，孫中山對五四運動作出了極高的評價：“自北京大學學生發生五四運動以來，一般愛國青年，無不以革新思想，為將來革新事業之預備。其將來收效之偉大且久遠者，可無疑也。”

陸

孫中山不再兜圈子

孫中山的許多文件、聲明、函電等等，都出自宋慶齡之手。但她也不是機械地執行孫中山的指示，而是將自己對革命事業的理解熔鑄其中。她對孫中山思想的能動作用與影響，可通過她對斯諾的講述而窺見一斑：

“他說得很謹慎，而他的著作也是經過編輯的，以免他的追隨者鬧分裂。我們辦事必須慎之又慎，他常常告誡我說：‘要按中國人的方式辦事———兜圈子———不能徑直沖向目標’。”

孫中山因年齡、閱歷以及地位等各方面的因素的制約，他邁進的步伐有時會顯得十分審慎。受過西方民主思想熏陶的宋慶齡，以她敏銳、活潑而激進的思想，對孫中山肯定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孫中山后來制訂三大政策和重新解釋三民主義時，雖然遭到國民黨右派的包圍和反對，受到國外反動勢力的威脅，可是他不再“兜圈子”，而“徑直沖向目標”了。

柒

熬不過時請把我槍斃

陳炯明的叛變，使宋慶齡經歷了追隨孫中山參加革命以來最激烈的一次戰火的考驗。這個外表纖細文弱的優雅的婦女，在叛軍炮轟他們的住處時，“再三婉求”孫中山先行撤退，自己留下以便掩護。

她在衛兵的保護下逃離已成火海的總統府時，她“準備隨時就要中彈斃命”，打算“熬不過”時，就請衛兵“把我槍斃”，以免落入叛軍手中。

當她輾轉于叛軍控制的廣州并于翌晨登上停泊于珠江水域的永豐艦與孫中山會合時，“真如死別重逢”，這對于堅持在軍艦上懲罰陳炯明的孫中山，是巨大的鼓舞和支持。孫中山很快又振作起來，愈挫愈奮，繼續探求救國的道路。

當以五四運動為標志的新民主義革命階段開始后，列寧撰寫了一組關于中國革命的文章，充分肯定以孫中山為首的中國資產階級民主派的功績，同時指出他們的弱點。他還預見到辛亥革命的悲劇性結局，指出把民主革命進行到底的條件。

捌

與列寧的往來函電

宋慶齡回憶當時的情況說：“孫中山很早就同情俄國革命，并且密切地注視著它的進展。他在聽到俄國革命成功的消息時高興到了極點，在1918年，他拍給列寧一個電報，祝賀這個偉大的勝利。”

“孫中山十分珍視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教訓。在中國共產黨的幫助下，他把這些教訓變成了行動，修改了他的革命綱領，復興了國民黨。”據她回憶：“在1922年，列寧和孫中山之間第一次建立了直接的聯系。

可惜的是，這些信件在那年6月陳炯明廣州叛亂中火燒總統府的時候被焚毀了。”孫中山與列寧直接往來的函電，“多由孫夫人及廖仲愷、朱執信等”起草。

1922年初，遠東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期間，列寧接見了參加會議的國共兩黨的代表，并提出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是否可以合作的問題。1922年7月在上海召開的中共“二大”，表達了與國民黨建立聯合戰線的真誠愿望。

1923年6月在廣州召開的中共“三大”，最后確定了國共合作的路線方針，決定以共產黨員個人加入國民黨以實現兩黨合作。

玖

她對國共合作的促成

李大釗在上海多次拜訪孫中山，與他討論“振興國民黨以振興中國”的問題。宋慶齡常常參加這些討論。李大釗的真誠及對中國革命問題的透徹分析，使孫中山、宋慶齡深為敬佩，他們常常“暢談不厭，幾乎忘食。”

上世紀30年代，宋慶齡向國內外介紹這段歷史時曾說：“在1924年，為國共合作問題正在進行討論時，我問孫中山為什么需要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他回答說：‘國民黨正在墮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新血液。’……他不止一次向我說：‘國民黨里有中國最優秀的人，也有最卑鄙的人。最優秀的人為了黨的理想與目的而參加黨，最卑鄙的人為了黨是升官的踏腳石而加入我們這一邊。假如我們不能消除這些寄生蟲，國民黨又有什么用處呢？’”

新中國成立后，宋慶齡還多次說起她與孫中山的這點共識：“我記得當時我問他為什么作出這個(國共合作)決定。他在回答時把國民黨比作一個就要死的人，他說這種合作將會加強和恢復它的血液的流動。”

通過討論，宋慶齡以這種極其尖銳明晰的“提問”，幫助孫中山在國共合作問題上，觀點更明確，認識更深化，態度更堅定。

拾

她的作用無人能替代

國民黨右派反對國共合作，更反對三大政策。即使是孫中山的親密助手，如胡漢民、汪精衛等，或是有條件地支持，或心存疑惑。只有廖仲愷、宋慶齡是最堅定的。她憶述當年國民黨內尖銳激烈的斗爭時說：

“國民黨右派不滿意孫中山傾向于社會主義和刷新三民主義的做法。他們十分厭惡他的三大政策，特別是‘扶助農工’這一條，他們認為這一條是對他們利益的威脅。……有些人就來找我，以為我會幫助他們反對這一行動。當我拒絕這樣做、孫中山堅決做下去的時候，這些人就退黨，并且公開攻擊他。”

田桓亦有類似的回憶：“他們中的某些人，當時以為宋慶齡同志年輕可欺，便去找她，妄想通過她來影響中山先生的革命行動，當即遭到宋慶齡同志義正詞嚴的拒絕。”

1924年1月在廣州召開了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大會通過的宣言中，孫中山重新解釋了三民主義，確立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這標志著國共合作正式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