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朝以前，元朝北京(時稱大都)的刑場在柴市口(今東城區交道口)。西四牌樓簡稱為西四，在明朝又叫西市，是處決死囚、或殺或剮的刑場。清朝取代明朝后，將殺伐的刑場由西四牌樓轉移至宣武門外的菜市口。不管元之柴市口，明之西四牌樓，抑或清之菜市口，皆屬老北京的交通要道。在鬧市區行刑問斬，便于示眾。】

從西四牌樓到菜市口：北京古刑場探秘

漫步西四，已看不見高聳的牌樓了。自從這標志性建筑被拆掉之后，西四牌樓便簡稱為西四。它在明朝又叫西市，是處決死囚、或殺或剮的刑場。“西四牌樓者，乃歷朝行刑之地，所謂戮人于市者也。”(楊士聰《甲甲核真略》)消失了的牌樓，很見過些腥風血雨的。昔日曾專門豎立一根比牌樓還要高的木桿，懸掛被割下的頭顱示眾。在那個時代，殺人是一種儀式，很有些熱鬧可看：轔轔作響的囚車，枷鎖鐐銬的罪犯，乃至赤膊上陣揮舞鬼頭大刀的劊子手(故意露出胸毛)……“丑陋的中國人”，愛看熱鬧，首先是從看殺人開始的，他們不僅迷戀生活，對光天化日之下的死亡同樣也充滿了興趣。

西四牌樓，見證過許多大快人心的時刻，譬如凌遲處死武宗時權宦劉瑾，“都人鼓舞稱慶，兒童婦女亦以瓦石奮擊，爭買其肉啖之。”但不能否認，也制造過一系列千古慘痛的冤假錯案。

漫步這矗立著廣告牌、紅綠燈、交通崗亭的十字路口，我首先想起了兩個人：于謙和袁崇煥。這兩位北京城古老的保護神，都曾以血肉之軀抗拒侵襲。悲哀的是，他們未能如愿以償陣亡沙場，不約而同地死于自己拋灑血汗所捍衛的城市，死于被保護者的刀斧之下，上演了一幕幕的親者痛、仇者快的漫長悲劇。于謙與袁崇煥并不是開始——岳飛的風波亭，可比西四牌樓早得多了。當然，他們血染鬧市，并不代表悲劇的結束。

史學家說：崇禎殺袁崇煥，等于“自毀長城”。建長城很難，毀長城則很容易。毀長城無異于自殺，尤其當你拆除的是“血肉筑成的長城”，是良將與忠臣，就犯下了不可原諒的錯誤。這不是在挖自家的墻腳嗎？帶來的危機要嚴重得多，甚至可以說是毀滅性的，首先從精神上開始垮掉了。

不管元之柴市口，明之西四牌樓，抑或清之菜市口，皆屬老北京的交通要道。在鬧市區行刑問斬，便于示眾。

【于謙以“謀逆罪”被斬西市，百姓感激其救助恩情，夾道哭送】

想起于謙與袁崇煥，再查找西四那消失的牌樓——我看見了風波亭的倒影。

正統十四年(1449年)，蒙古瓦剌騎兵在土木堡(今官廳水庫地區)大敗明軍，俘虜了御駕親征的英宗(北宋欽、徽二帝的替身)。后以英宗為人質，兵臨北京城下，逼迫守軍開門迎接“圣駕”。群龍無首，明之朝臣人心渙散，甚至主張避敵逃亡，遷都南京。兵部侍郎于謙挺身而出：“京師天下之根本，一動則大事去矣，獨不見宋南渡事乎？”并且拔刀出鞘：“倡議南遷者，當斬首！”他說服了皇太后，勸請英宗弟弟朱祁鈺繼皇帝位(即代宗)，遙尊落入敵手的英宗為太上皇。此舉迫使瓦剌部死了挾持英宗騙占北京城這條心。

于謙升任兵部尚書，不甘困守，大力主戰，列陣于九門之外。他還親自披甲持刀，一馬當先沖出德勝門，與圍城者拼殺，并且指揮炮火擊斃數位敵酋。城關一帶的老百姓見這位父母官親臨前線，深受鼓舞，再不愿躲在地窖里了，爭相爬上屋頂，揭瓦片投擲慌不擇路的敵騎。

連婦女兒童也臨時組織成拉拉隊，齊聲吶喊助威……從草原襲來的騎士們哪見過這陣勢，頓時陷入“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中”。

雖然北京衛戍部隊剛剛有數十萬兵馬覆滅于土木堡，但于謙集結余勇，兼而發動群眾，硬是將瓦剌騎兵趕出塞外。在那段黑云壓城城欲摧的日子里，京師的軍民確實把這位臨陣不亂的“總司令”當作主心骨，甚至視為保護神。于謙救過北京城、救過明王朝一命。

英宗朱祁鎮成了“多余的人”，被瓦剌部放回。在北京城的一座別墅(南宮)里頤養天年。他這人打仗不靈，搞政變卻很有一套，于景泰八年(1457年)把病危的代宗趕下臺(降為成王)，奪回了令其念念不忘的龍椅，改元天順。

“南宮復辟”后，一朝天子一朝臣，立有北京保衛戰之功勛的于謙卻面臨滅頂之災。英宗挺記仇的。他記住了自己被挾持為人質立于城下時，是于謙拒開城門的;也正是這個于謙，扶助朱祁鈺為新主，而使自己人走茶涼。新賬老賬一起算，捏造了于謙“意欲迎立外藩”的“謀逆罪”，于天順元年(1457年)正月二十二日押赴西市操刀問斬。“公被刑之日，陰霾翳天，京郊婦孺，無不灑泣。”仿佛老天爺也在替于謙鳴不平。至于劫后余生的京城百姓，更感激其救助恩情，夾道哭送。那是北京淚水流得最多的一個日子，估計皇帝駕崩，亦不過如此吧。更重要的：這淚水皆是自發地流出的，是一場心雨。甚至還有人自遠郊趕赴西市，僅僅為了最后看于謙一眼，僅僅為了哭一場。他們冒險在刑場灑祭酒，燒紙錢，大放悲聲。

不知道于謙看見這“行路嗟嘆、天下冤之”的場面是什么心情。他是否也哭了？為百姓哭，為自己哭，還是為昏庸的皇帝哭？哭吧哭吧，哭出來舒服一些。代替岳飛哭，代替文天祥哭，代替方孝孺哭……

查抄于謙私宅，讓制造冤獄者大失所望。別說謀逆的罪證根本不存在，連值點錢的家具或器物都沒有。居室甚至不曾好好地裝修，徒窮四壁。兩袖清風的一代高官，留下的惟一遺產，就是堆滿床頭案幾的經史與兵書。而他讀這些書的目的，是為了報國的。這一回，連奉命搜查的“秘密警察”(錦衣衛)都哭了。

后來，明憲宗平反了這樁冤假錯案，為九泉之下的于謙昭雪，將其故居改為“忠節祠”。

而今“忠節祠”已被列為市級文物保護單位。

【比于謙更冤的是袁崇煥，他在西市被凌遲處死時百姓“爭啖其肉”】

比于謙更冤的是袁崇煥。他在西市被凌遲處死，不僅無人哭送，而且遭到痛罵。磔刑照例應剮三千六百刀，皮肉寸斷。當這一代名將被千刀萬剮時，心靈肯定比肉體還要痛苦，晃動在他眼前的是一張張憤怒的面孔。市民們不明真相，視之為通敵賣國的“漢奸”，爭相掏腰包買其肉而食之，以解心頭之恨：“將銀一錢買肉一塊，如手指大，啖之，食時必罵一聲，須臾，崇煥肉悉賣盡”(《明季北略》)

天啟六年(1626年)，鎮守寧遠城的薊遼總督袁崇煥以弱勝強，擊破兵力上占絕對優勢的后金大軍，取得“寧遠大捷”。正是在這次戰役中，努爾哈赤中炮受傷，不久后死去。其子皇太極時刻銘記著這“殺父之仇”。

三年后，皇太極繞開袁崇煥重兵駐扎的防區，由喜峰口突破長城，包圍了北京城。袁崇煥風雨兼程自山海關外趕回增援，護駕勤王。又一輪北京保衛戰打響了(與于謙指揮的那一次相隔約一百八十年)，主角已是袁總督——此時他也像于謙一樣，在戰亂中升任兵部尚書。

袁崇煥率領的九千騎士，在長途跋涉之后，顧不上休息，直奔皇太極督戰主攻的廣渠門，與數倍于己的八旗軍展開決斗。這一場刀槍交錯的近距離混戰，整整持續了一個白晝。袁將軍身先士卒沖鋒陷陣，輕傷不下火線，縱橫馳騁，窮追皇太極之寶帳而不舍，如蒼鷹撲兔，有常山趙子龍之風！“兩肋中箭如猬，賴有重甲不透。”一尊怒發沖冠的戰神，出現在廣渠門外，嚇得八旗軍紛紛閃避。

袁崇煥，真乃敢死隊員中的敢死隊員，主帥能如此，還怕麾下的士兵不賣力嗎？廣渠門大捷，完全是憑勇氣取勝的。另兩處戰場(德勝門與永定門)，八旗軍同樣兵敗如山倒。

皇太極終于意識到：有袁崇煥這個死對頭在場，絕對啃不動北京城這個硬核桃，只好灰溜溜地撤回老家。

強攻不行，只能智取。皇太極設“反間計”，故意讓戰俘在放歸前竊聽到袁崇煥與后金有密約的假情報。崇禎居然鉆進了圈套，將自己的良將拉下戰馬，輕易地定罪：“袁崇煥以復遼自任，功在五年，朕是以遣員湊，無請不發。不意專事欺隱，以市米則資盜，以謀款則斬帥，縱敵入犯，頓兵不戰，援兵四集，盡行散遣。乃敵兵薄城下。又潛攜喇嘛僧入軍中，堅請入城。敕法司定罪，依律，家屬十六歲以上處斬，十五歲以下給配，朕今流他子女妻妾兄弟，釋放不問，崇煥本犯置極刑。”

皇太極“借刀殺人”成功了。昏君崇禎將己方的一桿戰旗給連根拔掉。

袁崇煥死得太慘了。“時百姓怨恨，爭啖其肉，皮骨已盡，心肺之間叫聲不絕，半日而止。”比身碎千段更痛苦的，乃是忠臣蒙冤的心。他恐怕以為置身于噩夢之中：這就是我苦苦捍衛的城市嗎？這就是我拼死保護的人民嗎？滿腔熱血，沒能流在殺敵的戰場上，而流在自家的刑場上！

皇帝犯了一個錯誤？百姓犯了一個錯誤？歷史犯了一個錯誤！

當然，歷史同樣也是受害者：袁崇煥的傷口乃歷史的傷口，一直疼痛到今天，還會疼痛到永遠。

明王朝最終葬送在崇禎自己手里。清廷移鼎北京，修明史，總算公布了內幕(把“絕密檔案”給曝光了)。北京的民眾才醒悟過來，意識到自己摧殘了自己的保護神，追悔莫及。

清亡后，立即有人在離袁崇煥舊戰場不遠的地方，廣渠門內龍潭湖西側集資修造“袁督師廟”。既然是廟，可見市民確實把袁將軍奉若神明。

袁崇煥死后，眾叛親離，無人收尸。多虧他手下的一位佘姓親兵，堅信自己的“老領導”非壞人，趁天黑將其殘尸(實際上只剩一副骨架子)從西四牌樓背回自家的院落，加以掩埋。此舉在當時是要冒生命危險的。

純屬民間行為的“袁崇煥將軍之墓”在北京城里秘密地扎根了。忠實的親兵在將軍的墓前一如既往地守護著，仿佛將軍還活著，正酣睡于營帳。他臨死前又把這項任務托付給子孫：永遠給袁將軍守靈！代代相傳。佘姓親兵的后裔們，即是遵循祖先的遺訓，更是出于對英雄的敬仰，一直不曾搬家、不敢賣掉祖傳的私宅——后園里種植著一棵不斷擴充著年輪的精神之樹！

這一家人，一直在原地守候著。這一家人，替一城之百姓做著懺悔的事情。

強將手下無弱兵。袁將軍自然偉大，這一家人也不簡單，他們是自發組成的衛兵，永遠的衛兵。

三百多年過去，院子還是那個院子，墳墓還是那個墳墓，可守墓人已傳至第十七代了。

電視臺采訪了第十七代守墓人，一位叫佘樹芝的老太太。她說這么些年來，經常有知情者慕名前來敲她家的院門，給袁將軍上墳。主人總是熱情招待，引領來賓去后園祭奠那位著名的死者。隨著鏡頭，我看見了袁崇煥之墓，已用混凝土澆鑄(如同堡壘)，并且立有大理石墓碑。庭院打掃得很干凈，可見主人很盡心盡職。

由于袁崇煥之墓、祠已列為供游客參觀的文物保護單位，守墓人家族將移遷新居。佘樹芝老人在墓前鞠躬、痛哭，跟祖祖輩輩生死相守的袁將軍告別。

袁將軍若活著的話，應該給自己世代相傳的衛兵授勛。或者說，我們這座城市，應該給這有良知的一家人記功。一個平凡的家族(絕對屬于“老北京”了)，總算為歷史犯下的錯誤做出了一定的補救。我視之為人民的代表，從精神上對冤死的英雄進行著永遠的補償。

【文天祥在柴市口實現了“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最高理想】

在明朝以前，元朝，北京(時稱大都)的刑場在柴市口(今東城區交道口)。

說起來，我知道柴市口，還是因為文天祥，這位寫有《正氣歌》的南宋狀元宰相，正是在柴市口，實現了“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最高理想。

文天祥戰敗后，經過“零丁洋”而被押赴大都兵馬司獄中。元世祖忽必烈看重這個人才，讓被俘的亡國之君恭帝出面當說客，希望文天祥遵君臣之道而投降。文天祥一見恭帝即淚如雨下，邊哭邊說：圣駕請回，圣駕請回！很藝術地處理了難題——既給了恭帝面子，又保持了自己的氣節。

“君恩”不靈，便動用親情。唆使文天祥淪落樂坊與妓院的寵妾及寶貝女兒，乞求其救助。文天祥肝膽欲裂，仍硬起心腸給“掌上明珠”回信：“阿爹救不得。”

最后，戰無不克的忽必烈只好親自出馬，勸說這位文人：“我很欽佩你的忠烈。但你們的皇帝都歸順我了，你也不妨做我的丞相。我不會虧待你的。”文天祥不屑一顧：“我是大宋的宰相，哪能再為另一個朝廷服務！”忽必烈覺得還有商量的余地：“當兩朝宰相或許有違你的觀念，那么可否主管樞密院？照樣能為老百姓做些實事嘛！”文天祥昂首回答：“一死之外，別無所求！”

黔驢技窮，忽必烈下令對文天祥執行斬刑。

那是至元十九年(1283年)發生的事情。當囚車駛往柴市口，老百姓紛紛趕來為忠貞不屈的文丞相送行，僅刑場周圍就集合了一萬余人。行刑官怕市民造**，鑼鼓開通時一再宣稱：“皇上有旨，只要文丞相肯降，立即收回成命，榮任本朝宰相！”文天祥戴著鐐銬，神色坦然地來到刑場上，他問旁邊的百姓哪一面是南方，百姓指給他看了。文天祥恭恭敬敬地朝著正南方拜了幾拜，然后從容就義，時年四十七歲。(引自方彪著《北京簡史》)

文天祥的碧血，拋灑在柴市口。文天祥的丹心，跳動在史書里。

【戊戌六君子血染菜市口，“有心殺賊，無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清朝取代明朝后，將殺伐的刑場，由西四牌樓轉移至宣武門外的菜市口。

1898年9月28日，譚嗣同等戊戌六君子就是在菜市口被殺害的。譚嗣同走下囚車時曾質問監斬官：“革新變法有何罪過？為什么不審而斬？”監斬官無言以對，只是投去殺頭的令箭，讓劊子手持刀上前。譚嗣同的頭在被砍下前，還在高呼口號：“有心殺賊，無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光緒皇帝主張變法革新，下詔令譚嗣同從速進京引見，參與新政。賜譚嗣同軍機章京“四品卿銜”。他下榻在城南北半截胡同的瀏陽會館，“然而他不坐轎子，總是步行穿過宣武門，到紫禁城去。他的任務是拆看各省的奏章和上疏，擇善而從，批駁守舊。”(農偉雄語)

變法失敗后，他本有機會像康有為、梁啟超那樣逃離北京、流亡海外的(某國使館的外交官數次登門請其“政治避難”)。然而他認定“中國的新舊兩黨非鬧得流血遍地，國家才有希望”，故有以血自薦軒轅之志：“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日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倡也。有之，請自嗣同起！”

譚嗣同等六君子，使北京的菜市口也出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