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代皇帝溥儀的第三個老婆譚玉齡(溥儀相對于他的老祖宗來講，雖然好日子沒有過上，但老婆倒比較精神)異常神速，二人結了婚，他將她冊封為“貴人”。她遂成了他的“復辟事業”中的又一個可憐的“犧牲品”。應該說，譚玉齡在那時的幾個妻子中，一度最得溥儀的寵，她對溥儀也非常“忠心”。

大約在一九四二年秋天，譚玉齡偶然得了一次并不算很重的感冒，后來看了幾次也沒好。溥儀于是親自派去了他的兩名貼身御醫為其診治，一名是他的貼身侍醫佟闊泉，一名是徐思允，這兩人，都是當時宮中最有名的中醫大夫。我清楚地記得，當時溥儀首先叫佟闊泉和徐思允兩人一起商量診脈開藥方，然后，經過溥儀親自在藥方子上修改、增減，再派人去抓藥給譚玉齡煎服。確切地說，溥儀只是粗通中醫知識。在此之前，溥儀就曾親口對我說過：

“佟闊泉是北方人，開的藥方劑量大，徐思允是南方人，為人謹慎，開的藥方劑量特別小。所以嘛，我就得親自動手給予中和中和……”我對藥理一點兒也不懂，不知道溥儀的這種“中和”方法對治療譚玉齡的病癥，究竟利弊效果如何。只是，譚玉齡的病總是始終未見一點兒好轉。

后來，溥儀又找來了一名西醫大夫黃子正。他原是長春市內一家私人小醫院的主治大夫，因為當時西醫在偽滿不太受歡迎，所以收入也比較少，他原本打算回臺灣原籍去，可巧前幾年溥儀的大腿內側起了一條紅線，讓黃子正大夫給治好了，于是，溥儀賞賜了他五千元，叫他繼續開那家小醫院，實際上他也就從此成為了溥儀的“御用”西醫大夫。

每天晚上，不管溥儀是否有病，他都得照例到偽滿宮內廷來為溥儀診治一下。因為譚玉齡的病仍不見好，溥儀便又找來了黃子正大夫進一步確診。過了一些日子，溥儀見譚玉齡的病還是沒有一點兒起色，就有些慌了手腳，又叫來了一個針灸大夫林永泉給譚玉齡作針灸治療。也不管有無效果，簡直成了胡找廟門亂“燒香”。結果適得其反，“譚貴人”的病不但沒治好，反而越治越重。

后來，溥儀在束手無策的情況下，只好通過黃子正又找來了偽滿新京市醫院的一位日本西醫給她治療。當時，我們幾個學生按照溥儀的“旨意”，參加了在譚玉齡居住的寢室外屋的輪流值班。也就是說，譚玉齡從病重期間一直到去世為止，我都參加了在她旁邊的守候，所以，對整個診治過程我都可以說非常清楚。在她逝世的前幾天里，我和幾個學生終日輪流在外屋為譚玉齡準備熬中藥或燉人參湯，并隨時聽從溥儀的差遣。對于譚玉齡那幾天的病情發展，我也知道得非常詳細。

對于譚玉齡的逝世，歷來眾說不一，但絕大多數是主觀猜測或以訛傳訛。甚至在她是否被“害”的問題上，始終紛爭不已。這個歷史“事件”的真相，我覺得作為她逝世當天始終守候在她身旁的當事人，我責無旁貸將那時的情形公之于眾。幫著打下手或煎藥。出于對譚玉齡的關心，那時，我對屋內的任何一點動靜都格外留心。當天晚上，那個日本大夫帶去了一個年輕的中國女護士，從那個女護士胳膊上抽血給譚玉齡胳膊上注射。

“皇上進膳了沒有？吃的是什么……啊？”當時，我真感動得差點流出了眼淚，心想，“貴人”心地真是不錯呀。溥儀上哪兒再去找這么好的妻子啊！不知怎么的，我也在內心虔誠地念叨著：保佑“貴人”早日康復吧。其實，這一點兒用都沒有。她的病持續惡化不已。時間已經到了深夜。治療仍在緊張地進行。

忽然，聽說日本關東軍中將參謀、偽滿帝室御用掛——吉岡安直，來到了宮內府候見室。他讓門口的傳達人員毛永惠馬上告知溥儀，立即找正在給譚玉齡治療的日本醫生，去候見室與他會見。溥儀哪敢不遵命？于是，那個日本醫生中斷了治療，去候見室里與吉岡談了許久。談話內容，當然無人知曉。之后，那個日本醫生又回到了內廷，走進譚玉齡的居室，繼續為她治療，但他已經沒有了原來的那種緊張的神態了。他在不緊不慢地、無聲無息地給譚玉齡治療著。

過了一會兒，譚玉齡由于尿液排不出去，感到異常難受。于是，那個日本醫生提出要給譚玉齡導尿，大概是因為這樣做要接觸譚玉齡的身體尤其是下部，作為一個“皇后”，“皇上”怎么能夠同意如此的做法呢？溥儀考慮后，表示堅決不同意。在這之后，譚玉齡的病情越來越重，后來就漸漸聽不到她說話的一點兒聲音了。

又過了許久，溥儀可能是因為譚玉齡已經瀕臨死亡，再也無法搶救過來，便回到他自己住的樓上休息去了。臨走之際，他叫我們幾個學生和那個針灸大夫林永泉一同到譚玉齡的床前為她做臨終前的祈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