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臣鰲拜是怎么死的？權臣，是皇權時代的特有品種。在憲政民主的框架下，幾乎不可能出現權臣這種人物，因為個人的政治權力不論在時間還是空間上，都是有限的，隨時可以被收回，任何人都不可能一勞永逸、持續膨脹地長期掌握政治權力。

權臣與皇權的關系，常常是多面的，充滿張力，二者既有對立，又有合作，隨著時局的變化而不斷轉換。權臣之興起，必須得依托皇權的支持，權臣本人往往也一度對皇權的鞏固和發展貢獻不菲。但隨著權臣勢力的壯大，他會部分攫取、侵奪皇權，對皇權形成威脅，最終又被皇權所清算。

有清一代，中央集權程度達到中國皇權時期的頂峰，故而并未出現太多權臣。史學家楊珍曾做了個統計，認為清代真正能達到權臣地位的人只有7個(康熙初年的鰲拜、康熙前期的索額圖與明珠、雍正初年的年羹堯與隆科多、乾隆后期的和珅以及咸豐中后期的肅順)，其中鰲拜是排名第一的強勢人物。

鰲拜是滿清鑲黃旗貴族，三朝元勛。他以軍功起家，在清軍入關前的關鍵戰役“松錦會戰”中，他大敗明軍步軍營，功勞卓越。明朝總督洪承疇率13萬大軍來援，他隨皇太極應戰，“輒先陷陣，五戰皆捷”。明軍敗遁，他率軍追殺，大獲全勝，“擒斬過半”。其后，他又隨阿巴泰入長城，圍攻北京，掠至山東、兗州、臨清而返。

1644年，清兵攻陷北京，多爾袞考核群臣功績，鰲拜以“忠勤戮力，晉一等子”。稍后，鰲拜隨阿濟格征湖北，破李自成軍;隨豪格入四川，與張獻忠戰于川北西充，斬獻忠于陣。在明清鼎革之際，鰲拜可說是戰功赫赫，為清王朝貢獻卓著。

1661年，順治遺命索尼、蘇克薩哈、遏必隆、鰲拜為輔政四大臣。鰲拜軍功最高，但因資歷、威望等緣故，名列第四。他不甘于此，遂傾力施展諸種擴權、奪權手段。

奪權第一要義，是擊倒政敵。先是，借圏地換地之爭，鰲拜在索尼、遏必隆的附和之下，殺尚書蘇納海、總督朱昌祚、巡撫王登聯。鰲拜就此成為四輔臣中政治實力第一的權臣。

等到1667年，康熙滿14歲親政，四輔臣的政制安排理應退出歷史舞臺。此時，索尼已死，蘇克薩哈要求辭職，還政康熙。鰲拜不甘心退出權力中心，遂裹挾遏必隆，對蘇克薩哈發動致命攻擊。他誣陷蘇克薩哈請辭是“背負先帝”，“別懷異心”，更羅織二十四條罪狀，要將蘇克薩哈斬首抄家。康熙以“核議未當，不許所請”。鰲拜在殿前對康熙疾言厲色，恐嚇要挾，剛親政的康熙羽翼未豐，無法抗衡鰲拜，蘇克薩哈遂被處絞刑。

蘇克薩哈死后，鰲拜的權力達到頂峰。學者楊珍小結了鰲拜在權力頂峰的四個特征：一是蔑視皇帝，飛揚跋扈。他常在康熙面前對部臣高聲喝問，還拒絕執行康熙的旨令。二是將朝廷治權私人化。一切政事，鰲拜先于私家議定，然后施行。他常把各地奏折拿回家中與親信議辦，幾視康熙為無物。三是部分掌握生殺大權。前面提到的誅殺尚書蘇納海等人，以及羅織輔臣元老蘇克薩哈罪名致其死等，均是其擅權決殺的得意之作。四是部分掌握人事大權。“所喜者舉薦，所惡者陷害”，大力培植私黨，對不附己者嚴厲打擊。行政權、司法權與人事權本是皇權至為重要的組成部分，卻為鰲拜逐次侵占或部分侵占。

鰲拜的驕橫在清代權臣中也是罕見的，或許只有雍正初期的年羹堯勉強可以比擬。在朝賀新年時，鰲拜竟身著黃袍(黃色是帝王之色，著黃袍是相當跋扈的僭越之舉)，僅帽結與康熙不同。不僅如此，他甚至可能暗藏謀殺康熙、發動政變的禍心。昭梿《嘯亭雜錄》記，有次鰲拜稱病在家，康熙去宅中探望。鰲拜臥于床上，席下悄置利刃一柄。康熙侍衛搜檢出兇器，場面頗為緊張，康熙卻于不動聲色間消弭危機，他笑著說：刀不離身是滿洲故俗，你們不必大驚小怪。

任何一個稍有抱負的帝王，都不可能容忍鰲拜這種權臣。康熙開始謀劃鏟除鰲拜。康熙八年(1669年)，康熙與近臣索額圖密謀，支開京城中鰲拜的親信(主要是軍隊將領與警備骨干)，隨后又安排自己的親信掌握了京師衛戍部隊的指揮權。在鰲拜入朝時，康熙密令庭前布庫少年們(布庫是滿族的一種摔跤游戲)將之生擒下獄，并宣布鰲拜三十條罪狀，本應處革職、斬立決，但康熙帝念其往日功勛，將其免死禁錮。

據法國傳教士白晉記載，鰲拜被擒后，請求覲見康熙，露出其為救皇太極(康熙的祖父)而留下的累累傷疤，喚起康熙的憫恤之情，終于得保性命。不久，鰲拜在禁所死去，死因至今未有定論。值得注意的是，鰲拜的覆滅，不是他一個人的覆滅。絕大多數權臣的周圍，都會形成一個以其為核心的利益集團。鰲拜的利益集團，勢力盤根錯節，深入政體骨髓，從軍隊到皇家侍衛，從中樞三院六部到地方督撫大員，均為其滲透乃至控制，所謂“文武各官，均出其門下”。

鰲拜被擒后，其黨羽也或死或革。不過，鰲拜集團的覆滅，并沒經過軍事流血，也未引發社會重大騷動，故而有人評論康熙處置鰲拜案說：“聲色不動而除巨惡，信難能也。”

康熙固然是一代政治強人，但滅鰲拜集團而不引發政體或社會巨變，也并非全因他的英明神武、雄才大略。當知，在皇權時代，不論某人如何位極人臣，他的權勢都必須依靠皇權的庇護才能存在。權臣的合法權力來源，只能是經由皇權授予、確立和保障，即使權臣可以偶爾超出皇權的管轄和約束范圍，但他終究還是不可能另立門戶、改變江山的顏色。

如此看來，權臣與皇帝之間的斗爭，只是上層政治人物的角力游戲，它關涉到高層權力的再分配，是有中國特色的內閣重組，順便也對民眾進行公關教育，但對整個國家的走向、政體的變革、民眾的福祉，并無太大影響。

那些被誅滅的權臣，本人既是皇權的支持者、既得利益者，又是皇權的偷窺者、僭越者，最終還成了皇權的專政對象。以此觀之，當權臣在權力最熾熱之時，其人生已帶有某種不值得同情的悲劇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