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1日，全國人大代表劉麗在記者會上說，外出打工潮導致許多農村小夫妻長久分居，在不影響夫妻關系的情況下，異地臨時夫妻現象很常見。以至婚外戀情況增多，離婚率增高。希望政府降低農民工申請保障房的標準，解決農民工租房子難的問題。(綜合媒體報道)

用“臨時夫妻”這個詞有些別扭，它的實質就是“姘居”。由于缺乏法定關系，便出現兩位偽角色：“偽丈夫”給原丈夫戴了綠帽，“偽妻子”致使原妻子人財俱損。這跟古代的買、雇、典、贈予等方式形成的“姘居”關系，似有不同，但經濟層面上的連帶，則不可避免。婚外戀也好，組建臨時家庭也罷，以當今的社會世俗而論，男方如果連自己也無法養活，女方幾無可能與他“戀愛”或結成“臨時夫妻”。

比較有趣的是，古代也曾出現“異地家庭”或“臨時夫妻”現象，歷代朝廷還對此有過立法，意旨上似乎對“偽丈夫”網開一面，算是納妾，但是如果妾本身以妻子自居，做了“偽主婦”，法律就會大加韃伐。

古代的“臨時夫妻”

往往出現在官員、行腳商以及在外求學的士子中間。

元代作品中經常提到的“兩頭大”，就是這種現象的古代版。官員異地為官，讀書人出外游學，商人常年在外經商，許多都不帶家眷。于是，家中有個老婆，在外或買或典或雇一妾，因為妻妾分住兩地，妾亦如同主婦，就變成兩頭都“大”了。這同樣也屬于“臨時夫妻”，因為并未影響到原先的夫妻關系。

正史中這樣的例子很多，文藝作品中也不少見，不必一一再羅列了。《紅樓夢》里，賈璉偷娶尤二姐以后，尤二姐顯然就是以“主婦”自居的。北宋初年，內地官員赴任蜀地，大多獨身前往，在當地組建臨時家庭，所謂的“妾”，形同“主婦”。說到底，都是“偽主婦”。

對古代社會的危害

無非三點：

一是亂妻妾位，侵犯了正妻對家庭內部事務的主宰權，譬如對丈夫財產的支配、對所雇傭的奴仆的使喚、對外名分上的使用等等，這在古代是絕對不能容忍的。

西漢時的孔鄉侯傅晏，是哀帝皇后的父親，因為“亂妻妾位”，以妾為妻，被削去爵位，全家流放到合浦。傅晏被削爵的真正原因，固然跟王莽排除異己、專攬朝政有關，但能把“亂妻妾位”當重大罪名擺到桌面上來，卻說明當時人對“偽主婦”極為反感。

二是敗壞風俗。納妾是古代男人被禮法所允許的一種特權，但前提是，無論娶回來的二房、三房乃至N房，都必須在正妻的絕對管理之下。一旦出現“臨時夫妻”，移情別戀倒還是次要，由于“偽主婦”長期代行主婦權力，極易養成恃寵而驕的慣性處事方式，其后很難與真正的主婦相處，出現家庭內部矛盾就在所難免。

另外，有些朝代由于盛行異地置妾，男子原本可以攜家眷同行的也不愿帶了，原本無需出外的也紛紛獨身外出了，使得正妻獨守空房、孩子難見父面、老人不能盡孝。古語曰：父母在，不遠游。就是這個道理。同時，也助長了人口買賣及雇典女人的歪風。

三是失倫傷化。出于經濟利益上的考慮，在官員、士子、商賈等有錢有勢階層對“臨時妻子”的需求增大的過程中，不少貧苦家庭為了生計，也樂意出賣或典當自己的女兒或妻子，來換取生活之必需，甚至社會中上層也有出現以妾相贈或交換索取財物的現象。經濟利益及“偽主婦”地位的誘惑，驅使了女性的失貞，動搖了女人的貞潔觀，在古代是被視為很無恥的行為，對風化的危害尤大。

古代對此有相關立法

前文中說了，男人納妾是允許的，但“偽主婦”是不被允許的。為此，歷朝歷代都曾出臺過相關法律，要么取締，要么嚴禁。

早在公元前651年，齊桓公就與十多個諸侯在葵丘訂立了一份盟約，其中有一條就是“毋以妾為妻”。嚴禁“偽主婦”，竟然升格為“國際”公認的準則，可見古人不是一般的有共識。

唐以后的歷代法律，都有處罰“偽主婦”的法令。唐宋律都規定，“以妻為妾、以婢為妾者，徒二年。以妾及客女為妻、以婢之女為妾者，徒一年半。各還正之。”這就是說，出現了“臨時夫妻”，勢必會導致妻妾地位的顛倒，妻在實質上已經淪為妾了，因此，處罰更重。

元世祖滅南宋不久，一個叫王朝的官員上書提出，江南盛行典雇妻女為人妻妾的惡俗，請求朝廷頒令禁止。不久，朝廷果然頒布了命令：“諸以子女典雇于人及典雇人之子女者，并禁止之。”

這是從源頭上打擊“偽主婦”、預防出現“臨時夫妻”的辦法，沒了買賣與典雇，將經濟利益與“偽主婦”割離開來。但這個法律后來變形了，大約元政權發現這種現象涉及面太廣，難以一刀切，不久又下令區別對待：“若典雇雙方都愿意把出典之女變為受典者之妻或妾，可以允許;夫妻一同典雇于人，而以妻充人妾，只要不拆散他們的原有夫妻關系，也予允許;只有接受錢物的典雇行為，才予禁止”(《元史·刑法志》)。

這種禁令，貌似禁止，實際上是在縱容，因為接受錢物完全可以私下進行，完全可以用各種方法進行掩飾。這就難怪禁而不止，而且繼續蔓延、花樣更多了。

明代“臨時夫妻”之風更盛，朝廷的禁令也比元代更嚴，波及到了原來的家庭：“凡將妻妾受財典雇于人為妻妾者，杖八十”，“知而典取者子各同罪，并離異，財入官”。該律所附“條例”，處罰更嚴：“以上犯罪及使女各色騙財等，除真犯死罪外，(戶籍)屬軍衛者發邊充衛軍，屬有司者發口外為民。”

組建臨時家庭，要杖八十，原先的婚姻關系還要強制解除，沒收財產。如果發現有女性以色相誘取“偽主婦”身份騙錢的，最高可判死刑，不可謂不嚴厲了。清律沿用了明律，但在量刑上比明代放松很多，“必立契受財，典雇與人為妻妾者，方坐此律。”這種放松，又為“臨時夫妻”大開了綠燈，只要不破壞原來的婚姻關系或不收取錢財，就可不受約束。

竊以為，由打工潮引發的“臨時夫妻”現象，不僅僅是源于住房問題引起的兩地分居所致，婚外戀、離婚等現象，跟住房可沒啥關系。難道劉代表所說的“臨時夫妻們”都睡在露天的嗎？難道他們的日常生活開支都是AA制的嗎？再說，農民工的情感婚姻啥的，純屬個人隱私或私生活，毫無必要拿到討論國計民生的兩會上去說，也沒有必要向古人那樣還煞有介事的立法。

實際上，政府該做的，還是應該從世風上找根源，大力加強精神文明建設;從教育上找癥結，多多安排一些倫理、道德、忠貞等傳統國學課程;從政策上多眷顧一下農民工群體，如用工單位盡可能安排農民工夫妻在一起工作等等，具體的我就不說了，那是時評家們該干的事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