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漢朝皇室宣傳以“孝”治天下，目的當然是靠加強封建倫理道德來鞏固自己的統治，當時以“仁孝”為宣傳主線的封建倫理道德逐漸成為系統(成熟)，統治者認為在家里子女無條件地“孝”于父母，走入社會后自然無條件地“孝忠”于統治者，漢朝沒有科舉，考察人才也主要考察孝行，所以推薦人才做官叫“舉孝廉”。當然，漢初孝惠帝、孝文帝既自身踐履孝道大義，又推廓至治國方略，開創了漢世“以孝治天下”的教化模式。其中，尤其以孝文帝為最著，無論是從《大學》的修齊治平，還是從《孝經》的天子之孝來講，文帝都完美的體現出傳統孝道的精神所在。 正因為漢朝以“孝”治天下，取得了較好的效果，開創了一個強盛，且相對穩定長久的時代，所以后來的歷朝歷代，都拼了命地自認以“孝”治天下，或者更牛B的號稱“以仁孝治天下”，雖然大部分畫虎類犬，把國家整的亂七八糟，像那拉蘭兒(慈禧)，就被謚為“孝欽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配天興圣顯皇后”真是倒足了胃口。

一句話，因為漢朝號稱以“孝”治天下，所以死后，謚號前面均加一個“孝”字，以彰顯大漢朝的功德。漢文帝為母親親嘗湯藥，后來還被編進了24孝故事。 例如，除西漢開國皇帝劉邦和東漢開國皇帝劉秀外，漢代皇帝都以“孝”為謚號，稱孝惠帝、孝文帝、孝武帝、孝昭帝等等，都表明了對朝廷的政治追求。

除此以外，西漢也把《孝經》列為各級各類學校必修課程，還創立了“舉孝廉”的官吏選拔制度，把遵守、踐行孝道與求爵取祿聯系起來，這成為孝道社會化過程中最強勁的動力。 中國古代正史中最早專門記載孝子、孝義的大概應屬于《后漢書》。《后漢書》是南朝劉宋時期范曄(396～445年)所撰寫。在《史記》、《漢書》的基礎上，此史書又向前發展了一步。雖然沒有用《孝子傳》這一名稱，但是三十九卷的《劉趙淳于江劉周趙列傳》，為孝子專門作了傳記。這一卷專門記載了許多以孝子、孝義而有名聲的人物。漢安帝(107～125年在位)時候，汝南有一個叫薛包的，好學篤行，喪母，以至孝而有名聲。其父娶了后妻以后，開始憎恨薛包，逼他分家而居。薛包日夜號泣，不愿離開，以至于被其父毆打。不得已，薛包就在宅外搭建一個小屋住下，每天早上仍過來灑掃;其父又發怒，驅逐他。于是他就在遠一點的鄉里之門處搭建一個小屋住下，但從不忘記早晚去父親那里問安。這樣過了一年多，父母自己都感到羞愧了，就讓他回來居住。后來父母死后，薛包守喪六年，超過了規定的喪禮，因為按規定三年就行了。

不久弟弟要求分財產并分居，薛包沒能勸止，就平分財產。分人的時候，薛包要那些年老的奴婢，說：“與我一起的時間長了，而你使喚不了。”分田地房產時，他又要那些荒廢的，說：“我年輕時經營過的，情意有所留戀。”分器物的時候，他又要那些舊而損壞的，說：“我一向所使用的，已經用慣了。”后來他的弟弟數次家產破敗，薛包常常給予救濟供給。漢安帝建光年間，公車官署特地征用薛包，官拜侍中。但薛包生性恬淡虛懷，聲稱自己有疾病，不去做官，而只求一死。于是朝廷下詔，優準他保留官職而告歸養病。

這個案例，告訴我們漢代重孝的具體情況。一，后世的人、特別是今人，往往習慣從功利的視角去觀察，懷疑當時的孝子是在作偽、作秀，或是些沽名釣譽之徒。薛包，或許能讓后人看到一個實在的、純真的孝子的形象。二，他的孝行，在父母的生前表現出來，在父母的死后也表現出來，在分家的時候再次表現出來，甚至在朝廷讓他做官的時候尤其凸現出來了。三，漢代統治者對孝子非常重視，加以提拔，委任官職，甚至根據孝子的要求與具體情況，保留官職而又遂其心愿。這種做法，對社會和諧風氣的營造可以想見。漢王朝如果真全是封建落后得一塌糊涂，漆黑一團，歹徒橫行，沒有好的社會氛圍，王朝能夠綿延四百多年嗎？這一點也是值得后人好好體會的。

這個孝子的孝行，對后人也很有影響。比如北齊的顏之推在著名的《顏氏家訓》中還特地引用了這一段，置于《顏氏家訓·后娶第四》中，用以教育后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