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1月20日，國家工信部確認我國將取消食鹽專營，結束了兩千余年的鹽業專營制度。

歷史上，中央政府為什么要壟斷鹽業？梁小民以為中央集權專制國家的目標是強國，要國家力量強大，就要增加政府收入。傳統時代，國家財政最重要的兩項，一是人丁土地稅，一是鹽稅。鹽稅占國家收入的一半，有時還略高一些。這是國家對鹽業經營進行直接控制的最根本原因。在中國鹽政史上，鹽政綱法、官商關系、私鹽販賣、兩淮鹽商都是其中的重點內容。

近日，以乾隆三十三年“兩淮鹽引案”為背景的電視劇《大清鹽商》正在熱映，澎湃新聞采訪經濟學者梁小民，請他為讀者科普關于中國歷史上鹽商興衰的那些事兒。

澎湃新聞：官鹽商營在歷史上是如何出現的，經歷過哪些變革？

梁小民：鹽鐵官營在中國有非常長的歷史，直到去年工信部宣布取消食鹽專營，這才算結束鹽業的專賣。

鹽業的專營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時期齊國的管仲，為了使齊國強大，管仲辦了“國營企業”，一個是鹽的專營，控制鹽業貿易;另一個是官辦妓院。春秋以后到西漢初年，鹽業的專營制度并不嚴格，基本上處于自由貿易狀態。一直到西漢漢武帝時，桑弘羊主張鹽鐵專賣，從此以后，鹽業專營制度基本在中國歷史上穩定下來。

一般說來，鹽業專營制度有兩類，一是直接專賣制，即國家完全壟斷從食鹽的生產到銷售全過程;二是間接專賣制，即國家壟斷食鹽的生產環節，而在食鹽的銷售上允許商人參與，官鹽商營就是這一類。歷史上鹽政經歷了不少的變化、調整。

首先，要說的是唐代劉晏的鹽政改革。

唐代的鹽政變革不止一次。唐初政府并不征收鹽稅，至于開元年間才開始征收鹽稅。安史之亂后，為了緩解朝廷財政入不敷出的困難，肅宗乾元元年(公元758年)，第五琦任鹽鐵使，改革鹽政，實行民制、官收、官運、官賣的食鹽專賣制度，通過全面控制鹽的生產經營來牟取暴利，然而，中央政權仍然日趨衰弱。

寶應二年(公元762年)，唐代宗任命劉晏為度支鹽鐵轉運使，主持改革鹽法。劉晏的改革是為了籌備軍餉，以加強中央政府對全國的力量，為削除藩鎮勢力而積聚經濟力量。劉晏采用民制、官收、商運、商銷的新鹽法，推行“官商分利”政策。也就是說，鹽的生產交給老百姓，零售給商人，國家控制的是批發環節，這就是官鹽商營，也叫“半專賣”。

這種鹽業專營的方式在以后的宋元明清基本上是沿襲下來了，就是政府組織老百姓進行鹽業生產，政府將所生產的鹽出售給商人，由商人進行銷售，但過程中亦有變化。

明初實行的是開中法，即由商人把糧草運到北部邊疆，然后由收到糧草的單位發給他們鹽引(即取鹽憑證)，商人憑鹽引到鹽場領鹽，然后到指定地區銷售。也就是說，官商貿易的方式是以糧草易鹽，而不是以貨幣易鹽。這是效法宋元時期的“入粟中鹽法”。

弘治年間，戶部尚書葉淇改革鹽法，將納米改為繳銀，允許鹽商直接到兩淮以現銀換取業鹽專利。后來，萬歷年間的袁世振主持鹽法改革，就是綱鹽制，也稱為“綱法”，實際上，這就是一種商人專賣制度。政府持有一本名錄，即綱本，也叫“窩本”，凡綱本上錄有其名的鹽商，可以世世代代壟斷鹽利，無名者則不得加入充當鹽商。

那么，誰有資格進入綱本，經營鹽業買賣呢？政府說了算。商人獲得記錄在冊，換鹽引賣鹽的資格，叫“占窩”。那么，跟政府關系密切的商人就成為鹽業經營的獲利者。于是，政府通過限制競爭，保證鹽商獨占專利，從而壟斷了鹽業的大權。

這個制度一直延續至清代中期，直到道光年間兩江總督兼兩淮鹽政陶澍在兩淮地區進行鹽政改革，由綱鹽制轉變為票鹽制，取消了綱本，商人不用占窩，無論任何人只要拿錢就可以換鹽引進行鹽業貿易。

這一辦法也并非陶澍首創，明代浙江、山東就實行過票法。票鹽制對兩淮鹽商造成了很大的打擊。

澎湃新聞：清代兩淮鹽商，尤以揚州鹽商聞名，介紹一下揚州鹽商的情況。

梁小民：兩淮地區，東臨黃海，西接運河，沿海地帶有很多鹽場，成本低而產量多。所以，很早以前，兩淮就是重要的產鹽區。揚州又有京杭運河的交通之便。

揚州的鹽商主要有晉商、陜商，還有徽商。為什么集中到揚州了？這主要與明代葉淇鹽法改革有關。明初實行開中法，故而商人在邊境從事商屯、發展糧食生產的，改為納銀之后，西北地區的各路鹽商就紛紛來到淮揚地區扎根經商。這就包括了山西、陜西商人。乾嘉學派的閻若璩就出生在一個封建官僚、鹽商大賈的家庭，祖上就是從山西移民到揚州的商人。

另外，揚州鹽商一半左右是徽商，徽商有地緣優勢，兩淮行鹽區他們比較熟悉;再者，徽商和政府關系好，有政治優勢。

徽商重視教育和科舉，家族多培養官員。比如，曹文埴、曹振鏞父子二人都是清代軍機大臣，經歷乾隆、嘉慶、道光三朝，其家族就是做鹽業貿易的。除家族中人躋身士大夫之列外，徽商不惜慷慨解囊為朝廷捐輸、報效，對鹽政衙門和鹽官“效忠”。康熙皇帝六次南巡、乾隆皇帝七次南巡，這些費用都出自徽商。所以，他們能進入綱本、占窩、壟斷鹽業貿易。這些徽商大量買鹽引，不僅自己販鹽，還倒賣鹽引。

澎湃新聞：官商關系對鹽商的興衰有何影響？

梁小民：實行綱法時期，鹽商主要是靠政府獲得經營鹽業的許可，因此當年鹽商和政府的關系非常密切，不論是晉商或者徽商都是一樣。

明代有兩家大鹽商，在現在山西運城的永濟，過去叫蒲州，王家的王崇古是進士，官拜兵部侍郎，總督過山、陜等地邊區軍務，張家的張四維是張居正的內閣成員，張居正死后，他還短暫地當過內閣首輔。王崇古的弟弟是做鹽業貿易的，張四維的哥哥也是鹽商，他們兩家就壟斷了河東的鹽場，而且兩家還有親戚關系，王崇古是張四維的親舅舅。王、張兩家和明代的兵部尚書，內閣很多官員都有金錢的關系，形成官商團體，負責鹽政的御史根本奈何不了他們。

清代以后，徽商和政府的關系極為密切。康熙、乾隆南巡，即由徽州鹽商招待。徽商構筑的園林，培養的歌女、妓女，還有徽菜、徽班，以及古玩、文物，都是行賄皇室、官員之所需。徽商在揚州的生活非常奢侈，《揚州畫舫錄》就有體現。但是何炳棣先生說，徽商生活的腐化是自身的需要，也是他們交結官場的需要。

官商關系為鹽商的壟斷經營、牟取暴利提供保證，給與方便。兩淮鹽商有總商，有首總，與政府打交道的是總商，他們用鹽商們聚集的錢財賄賂官員，得到了好處，大家再分。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曾發生了引起朝野震動的兩淮鹽引案，這是一起鹽商勾結鹽務衙門官員的經濟貪污。其實，這是預行提引案，繼任鹽政、鹽運使勾結兩淮鹽商營私侵蝕預提綱引余息銀兩，數額有一千余萬兩。

這個案件是怎么回事？就是鹽商要預支鹽引，需向朝廷交利息，于是鹽商賄賂鹽政官員請求，請求遲緩利息繳納。鹽商不斷行賄，該上繳的利息總是延緩。前后經歷了三個鹽政官員，前后二十年，共貪污一千多萬兩銀子。

這里還涉及到鹽商的捐輸、報效問題。每當國家軍需、賑災、河工之時，鹽商即以“捐輸”、“報效”之名向朝廷提供幾十萬，甚至數百萬銀兩。鹽商對于國家財政的經濟負擔也是愈來愈重。

澎湃新聞：官商關系一方面給予鹽商庇護，另一方面也造成了鹽商的經濟負擔，您認為這是否是鹽商衰落的主要原因？

梁小民：鹽商的負擔確實是越來越重。乾隆時候，每引鹽所需要繳納的雜稅有12兩，后來就變成了14兩，國家需要的錢越來越多，鹽商的負擔就重。這部分轉嫁到消費者頭上，就是鹽價高漲，曾有統計說，當年船工買鹽的支出占到收入的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四十，可見鹽價之高。在這樣的情況下，私鹽橫行，而鹽商的生意愈是不好做。

澎湃新聞：鹽法變革、銀錢比價是否也是影響鹽商衰落的因素？

梁小民：清代從綱法轉為票法，對徽商的打擊是非常大的。雖說，票法實行后，誰都可以做鹽業買賣，但是政府還是有控制，鹽引是有限的，雜賦是很多的。政府稅收重是最主要的原因。

銀錢比價引起的銀貴錢賤，是鴉片以后影響中國經濟的重要因素。清代老百姓日常交易用銅錢，向政府交稅用銀子。道光以后，銀子短缺，銀子越來越貴，銅錢越來越不值錢。這樣一來，鹽商向政府交稅的負擔重了，轉嫁到鹽價，鹽價就高了。

澎湃新聞：這就涉及到私鹽販賣問題。

梁小民：私鹽問題在中國歷史上一直存在，私鹽在中國歷史上非常嚴重，在中國鹽政史上非常嚴重的一個問題。實行鹽業專賣以后，私鹽販子就非常多。研究中國鹽業日本學者曾說，中國鹽業史是政府和私鹽販的斗爭史。鹽鐵專賣的情況下，鹽業是個非常暴利的行業，所以，盡管政府出臺嚴厲的措施禁止販賣私鹽，但是始終不能實現。歷史上的官鹽和私販基本上各占一半，甚至有時候私人鹽販更多。

歷史上，私鹽大體有三類：一是商私，一種是沒有“占窩”的鹽商進行鹽業買賣;還有一種是漕運，漕運的船是運糧草的，空船回來的時候就會夾帶私鹽。二是官私，窩本在冊的鹽商也做私鹽買賣。比如，政府給他100引鹽，但是他向鹽場行賄，就會拿到指標之外的鹽。另外，還有一種政府的私鹽買賣，比如軍隊通過走私鹽解決財政問題。三是梟私，就是利用武裝進行私鹽販賣。黃巢，張士誠，就是鹽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