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紅樓夢》第六十五回里，賈璉“偷娶尤二姐”，又是找媒人、下聘禮、又是燒紙馬、抬花轎，還煞有介事的親去迎娶、拜天地，折騰完了才入洞房，所有正式娶妻的程序，該有的一個沒少，“六禮”俱全。

我們不禁要問，他到底是在納妾呢，還是娶大老婆？如果娶大老婆，這套禮儀該走，可王熙鳳還活得好好的;如果是納妾，事實上確已明言過是做“二房”，一頂轎子抬回來不就得了，又何必這般的興師動眾？按照古代禮儀，娶妻才可用“六禮”，納妾只能用其中的部分禮節，以此區分等級。那么，賈璉為何要脫褲子放屁，自己給自己找麻煩呢？我們來琢磨琢磨其中的緣故，并借此介紹一下古人納妾的故事。

古代人納妾，一般不外乎五個渠道。

一是公開搶奪，我在昨天的博文寫過，這里就不說了，反正公開劫奪容易留下后患，若非帝王權貴，普通人恐怕也不怎么敢。

二是籍沒，有人犯罪了，男丁坐牢充軍，女眷會被有司衙門勾去戶籍，或充了官辦的窯子，或直接賞給有功的人做妾，不過這種機會不是很多。比如朱棣趕走了建文帝之后，建文的死黨拒絕效忠朱棣，多被殺頭，其女眷無一例外的被籍沒，有的罰做營妓，有的給大臣做妾。

三是從陪嫁丫鬟中選擇，可是陪嫁丫頭未必會中丈夫的意。像《西廂記》里的紅娘之類的聰明伶俐又美貌的丫鬟，畢竟不多，能夠入“張生們”色眼的更是鳳毛麟角，當然，要舉例的話，還是可以找到。

四是贈予或賭博贏取等其他獲取妾的方法。前者需要投資友誼，關系不好的，人家憑什么贈送你一個大美人呢？后者則需要運氣，如果賭輸了呢，贏不了小妾，恐怕還得將自己的愛妾搭上。

五就是花錢買，這種情況在古代十分普遍，下文中我們仔細說說。

花錢買女子回家做妾的例子，史書上可謂比比皆是。《史記·扁鵲倉公列傳》提到，濟北王一名叫豎的妾，是以四百七十萬的高價從市場買的(同時買進的還有四妾)，倉公診出豎有暗疾，勸濟北王快賣掉，濟北王不肯，不久豎猝死，濟北王后悔莫及，虧大發了。東漢王符《潛夫論》也提到，一些年輕寡婦，常被狠心的叔伯公然騙賣給人做妾。西晉石崇的名妾風，是從劫掠胡人的軍閥手中買得的。唐代大官僚及著名文人的寵妾，也多半是買來的，就連白居易的寵妾小樊和素素也不例外。五代時期，不但買妾極為常見，甚至可以一次買到大量的妾。

前蜀的天雄軍節度使王承休，為了邀寵升官，投荒淫的蜀主王衍所好，除了安排妻子與王衍私通外，還買了眾多漂亮少女給王衍做妾，王衍感到其樂無窮，就讓一批無恥朝臣充當狎客，陪他日夜不休地和眾妾狎玩。當時如此大量購買民女做妾的，自然絕非王承休一人。

從宋代開始，由于城市經濟的發展，市井人口大量增加，買賣婦女也成了三百六十行以外的一種行業。騙棍無賴們把拐賣婦女當作重要生財之道，或直接賣出做妾為仆，或賣入娼門。于是，買妾、妓院與拐賣人口活動相互結合，成為一大罪惡淵藪。市井中的一些無業貧民，常以賣女做妾當婢為生。

據宋代廖瑩中的《江行雜記》說，京城的一些貧窮人家，生了女兒，“則隨其姿質，教以藝業，供士大夫采拾娛侍”。姿色藝業低下的，賣出做婢;姿色藝業高的，則出賣為妾。即使一些有聲望的官員，也常用買的方法置妾。北宋初年蜀亂初平，入蜀赴任的官員不肯帶家眷，都是就地買妾照料日常生活。張永往蜀州，屬官聽說他以執法嚴厲著稱，紛紛把妾賣掉。張永得知，為了“不違人情”，到任后公開買了一妾，屬官們便又放心地買妾了，可見買妾多么盛行。發展到后來，買妾還成了士大夫登龍門后顯示身份、光宗耀祖的一種手段了。

明代陳元非中進士后，曾去拜訪一位同年，同年的妻子只端出一杯冷茶，吃飯時那妻子又說沒有做飯，陳只好狼狽告辭。同年責怪妻子無禮，妻子卻說：“對這種人就該這樣招待，他和妻子感情很好，可是一中進士，就變心買妾。”《萬歷野獲編》記載此事，本意是嘲笑妒妻，但恰恰反映出這些士子們一旦變闊，就要買妾顯示身價。

有的官員買妾，還要從官庫里支錢。明代御史宋準到金華辦案，回京時買了一妾，竟巧立名目向金華府支取了一百兩銀子，遠遠超過買妾所用，已是公開敲詐貪污。有的著名清官也公開買妾。以執法剛正著名的海瑞，多次棄妻再娶并買妾，他年過花甲，又買了兩個年輕的妾，妻妾爭寵，導致兩妾同日自縊。

元、明、清關于處罰買賣妻女的法令，也反映了買妾的盛行和拐賣婦女的猖狂。元律規定，本夫得到奸夫錢財而將妻休棄，讓奸夫娶去，即明休暗賣，本夫奸夫均受刑杖，妻仍歸本夫。明、清律均規定，對于“賣休”、“買休”(明休暗賣)的買賣雙方及被賣婦女，均處杖刑，女遣歸娘家;債權人令債務人以妻抵債，也受杖刑，如屬強奪，罪加一等。地主、高利貸者等“債權人”逼欠債者以妻女抵債的現象，野史筆記都有大量記載。明、清律又規定，妻子與人通奸，逼使本夫休妻，妻趁此與奸夫成婚，奸夫受杖刑，妻子則斷歸本夫，聽憑本夫定價出賣。

這樣，賣妻又合法了，而且很難避免在這個法律掩蓋下進行“賣休”、“買休”的犯罪活動。由于法律只處罰賣妻和買人之妻者，而不禁止買賣丫頭婢仆，有人就鉆這個空子，收買幼女，待價而沽。

據《清稗類鈔·奴婢類》說，明、清時代的嶺南，不少人靠此暴富。他們利用災荒廉價收買幼女，甚至假裝行善收養幼女，對她們進行烹飪、刺繡、識字、記賬等技能的挨訓，待她們長成少女，就根據她們的長相、技能尋找買主，俊俏的賣給官員或商人做妾，差一點的賣入妓院或私人戲班，平庸的作為婢仆出賣，人才出眾的可以賣上千兩銀子，有些破落戶靠此使家門再興。

在《紅樓夢》中，賈府的那批少女伶人，就是從江南采買的。每遇大災荒，更是各地都有插草標賣妻女的慘象。被買做丫頭婢仆的，有不少又變為主人的妾。《金瓶梅》中的孫雪娥，就是由灶上婢變成西門慶的賤妾;《紅樓夢》中的襲人等一批賈府丫頭，分別成了主人的妾。從買丫環婢仆到從中揀選做妾，可以說是買妾的一種過渡方式。

從賣女到賣妾之間，還有另一種常見的中間環節，就是妓院。

妓院買入的女性，雖然是為了利用她們接客賺錢，如果嫖客肯出足夠的價錢使某妓女從良為妾，不但妓院老板肯做這種生意，妓女本身也認為是跳出火坑的良機。風流士大夫、富家子迷上名妓之后，也常常不惜重金，贖買她們做妾。僅據《宋艷》、《青樓集》和《清泥蓮花記》等妓女野史記述，唐以來的眾多名妓，幾乎都從良做妾。

這種情況，也是歷代文學作品的重要題材。

白居易《琵琶行》中那個在京城紅極一時的妓女，“老大嫁做商人婦”，實際上只是外婦，不能入正室，只好在商人販茶時獨守空船。元雜劇《貨郎擔》中那個騙嫁兩人的妓女，娶者家中都有正妻。明代擬話本《玉堂春落難逢夫》中的妓女蘇三(玉堂春)，盡管為宦門子王景隆(京劇易名王金龍)破身，仍對他一片忠貞，為他而被變賣、陷冤獄，但到最后與王團圓，仍然只能做妾。只有連娶妻都困難的賣油郎，與妓女花魁娘子相識以后，才能形成夫妻關系。這正是封建禮教對妓女和妾的歧視。

直到明清時期，達官顯貴和風流士子，仍然常用妓女充實自己的侍妾隊伍，錢謙益的柳如是、侯方域的李香君、吳三桂的陳圓圓、洪鈞的傅彩云、張之萬的“花狀元”，都是來自妓院的名妾。

像賈璉那樣用“娶”的方式納妾，是很值得玩味的，除了花錢之外，還有連騙帶哄的特點。在《儒林外史》第四十回里，有個故事比賈璉的行徑還要下作，簡直就是公開的騙了。

說有個窮書生的女兒叫沈瓊枝，經父親與揚州鹽商宋愛富訂了做正室的婚約，然后沈瓊枝被一乘小轎抬入沈家，不見張燈結彩，“新郎”也不出迎，徑直送入花園中的小院，她就知道上了當。沈父在旅店等候參加婚禮，宋家卻送他五百兩銀子，打發他走，他立即大叫：“不好了，他分明拿我女兒做妾”，立即去打官司。這里的正式婚書，只是一個騙局。

可見，賈璉偷娶尤二姐，本質上還是買，花了不少錢不說，還得供養尤二姐的老娘和尤三姐的部分開銷。如此這般興師動眾的擺排場、行“六禮”、違禮制，不過是賈璉和賈珍父子玩的安撫尤母及尤二姐的把戲，稍微給了尤家一點體面，以實現對尤氏母女的廉價控制，從而滿足他們的淫亂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