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21年，秦王政如賈誼所說，續六世之余烈，振長策而御海內，以氣吞山河的氣概，用不到十年時間，相繼兼并韓、魏、楚、趙、燕、齊等國，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建立起統一王朝，開創了中國社會發展新格局。這確實是了不起的歷史成就。

秦王朝的統一是中國歷史上的偉大事業，但統一后怎樣治理確實是一個大問題。丞相王綰建議在前人經驗基礎上構建常態體制，而廷尉李斯卻別出心裁希望創建一個前無古人的新體制，荒唐迎合統治者私心，希望“天下無異議”，以為只有大家都聽最高領袖一人指揮，才能有效率，不爭執，這才是統一國家的“安寧之術”。從歷史后果看，正是李斯的這些建議將秦王朝送上“二世而亡”不歸路。

與“天下無異議”相配合的是焚書坑儒。焚書發生在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年）：

秦始皇大宴群臣，仆射周青臣等七十余人前為壽，對秦始皇歌功頌德，說了一些過頭的頌揚話，諸如“他時秦地不過千里，賴陛下神靈明圣，平定海內，放逐蠻夷，日月所照，莫不賓服。以諸侯為郡縣，人人自安樂，無戰爭之患，傳之萬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等。

周青臣等人這些話作為“頌辭”似乎也沒有什么不妥，因為祝壽宴會上畢竟不能說話太掃興，臣子總在設法使壽星龍顏大悅。然而過于“較真”的博士淳于越似乎根本不顧及這個特殊場合特殊語言，他很不以為然，而且非常嚴肅公開聲明周青臣等人諛詞是不對的：

臣聞殷周之王千余歲，封子弟功臣自為枝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無拂弼，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青臣又面諛以重陛下之過，非忠臣。

淳于越說的雖然難聽，也確實帶有一種復古主義傾向，但稍經揣摩，其主觀目的似乎并不是要否定秦王朝統一事業，恰恰相反，而是出于對秦王朝能否持續發展的深沉憂慮而向統治者提出的忠告。作為最高領袖應該有接受批評的基本雅量，面對這種忠告更應該抱有冷靜態度，擇善而從。秦始皇做到了這一點，他對淳于越的意見并沒有否定，更沒有訓斥，而是寬容地建議“眾愛卿”從容討論，發表看法。

丞相李斯對淳于越的看法很不以為然：

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各以治，非其相反，時變異也。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異時諸侯并爭，厚招游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律辟禁。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

李斯不經意將淳于越的看法上升到王朝安危政治高度。更荒唐的是，李斯按照自己的分析建議焚書，人為制造一場文化浩劫：

丞相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亂，莫之能一，是以諸侯并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私學而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夸主以為名，異取以為高，率群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羽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紀皆燒之；非博士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為師。

兩千年對讀書人、士大夫的攻擊，基本上沒有超過李斯“這廝”這些言論。讀書人借古諷今或許有之，但借古諷今是否就是攻擊體制，是否就是“反動知識分子”？

其實，一個好的統治者應該由此而反省：知識人無法有話好好說，反而要借古人之口去說自己心中的積郁，難道體制沒有責任？后世中國推崇“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不斷告誡統治者“水能載舟也能覆舟”，甚至讓統治者經常主動照照鏡子正衣冠，其實都是對李斯文化專制主義的矯正。

焚書事件讓讀書人寒心，離心離德者漸多，侯生、盧生私下議論：

始皇為人，天性剛戾自用，起諸侯，并天下，意得欲從，以為自古莫及己。專任獄吏，獄吏得親幸。博士雖七十人，特備員弗用。丞相諸大臣皆受成事，倚辨于上。上樂以刑殺為威，天下畏罪持祿，莫敢盡忠。上不聞過而日驕，下懾伏謾欺以取容。秦法，不得兼方，不驗輒死。然候星氣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諱諛，不敢端言其過。天下之事無小大皆決于上，上至以衡石量書，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其貪于權勢至如此，未可為之求仙藥。

于是侯生、盧生用腳選擇，遠逃他鄉。

知識人的沉默、不合作，應該引起統治者警醒。然而當秦始皇得知這一情況，不僅毫無反省之意，反而變本加厲，采取更為嚴厲的思想管制，乃至人身摧殘、毀滅。始皇帝錯誤總結歷史經驗，以為知識人不合作，是他先前統治手段不夠堅決，因此他要對那些知識人大開殺戒，該抓的抓，該殺的殺：

吾前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悉召文學方術士甚眾，欲以興太平，方士欲練以求奇藥。今聞韓眾去不報，徐福等費以巨萬計，終不得藥，徒奸利相告日聞。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以重吾不德也。諸生在咸陽者，吾使人廉問，或為妖言以亂黔首。

于是下令將在咸陽諸生犯禁者四百六十人全部坑殺，以為如此天下便可太平。這就是歷史上聞名的坑儒事件。

以焚書坑儒為標志的秦王朝文化高壓政策，其基本出發點無疑在于期望隨著政治統一而統一文化，統一學術，統一人們的意志，以利于鞏固和發展政治上的統一和穩定，以保證效率優先的行政原則。這種政策固然能收一時之效，但從長遠觀點看則根本不足取。侯生、盧生所揭露的事實，以及他們不愿與政府繼續合作的實際行為，已充分表明秦王朝文化高壓政策在知識人心理層面所投下的巨大陰影。整個社會普遍畏懼以言獲罪，舉國上下都在看著最高統治者一人臉色說假話，說大話，說胡話，那么這個政權還怎能有希望呢？

不久，侯生被緝拿歸案，他在臨刑前與秦始皇有一段對話，值得一讀：

始皇：老虜不良，誹謗而主，乃敢復見我？

侯生仰臺而言，曰臣聞知死必勇，陛下肯聽臣一言乎？

始皇：若欲何言，言之。

侯生：臣聞禹立誹謗之木，欲以知過也。今陛下奢侈失本，淫佚趨末。……黔首匱竭，民力殫盡，尚不自知。又急誹謗，嚴威克下，下喑上聾，臣等故去。臣等不懼臣之死，惜陛下國之亡耳！

始皇默然久之，曰汝何不早言？

侯生：陛下之意，方乘青云，飄搖于文章之觀，自賢自健，上侮五常，下凌三王，棄素樸，就末枝，陛下亡徵見久矣。臣等恐言之無益也，而自取死，故逃而不敢言。今臣必死，故為陛下陳之。雖不能使陛下不亡，欲使陛下自知也。

始皇：吾可以變乎？

侯生：形已成矣，陛下坐而待亡耳！若陛下欲更之，能若堯與禹乎？不然，無冀也。陛下之佐又非也，臣恐變之不能存也。

始皇喟然而嘆，遂釋不誅。后三年始皇崩。二世即位，三年而秦亡。

大秦王朝二世而亡，或許有很多不得已的原因，但李斯提出的文化專制主義，尤其是焚書坑儒兩大虐政，應該是最直接的原因。據司馬遷分析：

及秦之季世，焚詩書，坑術士，六藝從此缺焉。陳涉之王也，而魯諸儒持孔氏之禮器往歸陳王。于是孔甲為陳涉博士，卒與涉俱死。陳涉起匹夫，驅瓦合適戌，旬月以王楚，不滿半歲竟滅亡，其事至微淺，然而縉紳先生之徒負孔子之禮器往委質為臣者，何也？以秦焚其業，積怨而發憤于陳王也。

郭沫若《秦漢之間的儒者》據這些資料也有很好的分析，大意是不能將知識人逼上死路，知識人不一定能夠幫助帝王成就盛世偉業，但知識人如果與社會底層破壞力結合，推翻一個舊制度并不是不可思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