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代歷史上，有一段為史家所共同稱道的仁宣之治。仁宣之治結束了開國皇帝太祖朱元璋和篡位皇帝成祖朱棣所實行的高壓政治，繼承和發展了被推翻的短命皇帝建文帝的寬仁政治。經過仁宣之治，政治清明，法紀嚴明，倉廩充實，百姓安居，蔚然有治平之象，形成了明代早期國泰民安的升平景觀。

仁宣之治由明朝第四、第五兩位皇帝仁宗和宣宗共同創造。仁、宣二帝的共同之處，一是這兩位皇帝均自稱是守成之君;二是他們所實行的仁治，卻是當年其父、祖朱棣賴以推翻建文帝的政治借口。守成即守業，在一定意義上就是守舊;名曰守舊，但卻實行了與舊時完全不同的治國理念和政策策略，個中滋味頗耐人尋味。

朱元璋殺功臣的故事，可謂婦孺皆知，雅俗共憤。老百姓知道朱元璋，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因為他推翻了元朝的統治，成為明朝開國之君，而是因為他“火燒慶功樓”屠殺功臣。當然，“火燒慶功樓”只是后世說唱文學對他屠殺功臣的形象概括，但屠殺功臣確是中國歷史上血淋淋的事實，是其治國及保持朱明王朝統治的一大策略。朱元璋“為政嚴猛”，其中固然有亂世用重典之意，但靠武力打天下的朱元璋，似乎對殺人有著特殊的嗜好，動輒數千數萬的殺，直殺得人頭滾滾，血流遍地，令人發指，為歷代開國皇帝所不及。

篡位皇帝朱棣也屬于打天下者，“少長習兵”，“智勇有大略”，功勛卓著，因而能“據幽燕形勝之地”，擁兵自重，朱元璋臨死時甚至都不得不告誡朝廷：“燕王不得不慮”。但由于朱元璋殺戮過重，把當初打天下的元功宿將殺得一干二凈，致使朱棣發動“靖難之役”時朝廷已無將可用，使朱棣“長驅內向，奄有四海”，奪得帝位。有其父必有其子，經歷了兩次打天下的朱棣不僅才略“同符高祖”，其嗜血程度也毫不遜色，惟一不同的是他搞的是順我者昌、逆我者亡，不為我所用就殺無赦，不僅滅門，而且誅三族、九族，連學生門人都不放過。有的還要“抉其齒”、 “剝其皮”、 連肉帶骨頭剁成爛泥。朱棣當初是以反對建文帝仁政為造反口號的，因此凡是建文帝所實行的仁治政策和措施都一概否定，恢復了朱元璋的那一套，“用法嚴峻”，倒行逆施，又好大喜功，搞得民不聊生，著名的唐賽兒起義即是當時政治的一個縮影。可以說，朱棣當皇帝，繼承和延續了洪武高壓政治的肆虐，推遲和拖延了國家文治的時間。

以武力奪取天下，以暴力征服天下。縱觀朱元璋和朱棣的嚴猛政治，雖借鑒了元朝政治松弛的歷史教訓，但成千上萬殺戮無辜，畢竟不是什么令人愉快的事情。并且其殺戮具有顯著的政治意味，具有顯著的征服人改造人的意味，譬如朱棣殺方孝孺、殺解縉，就是這樣。殺方孝孺是因為方孝孺不能為我所用，因而就殺掉他的腦袋;殺解縉則是因為解縉不能為我所管，不能給他換個腦袋，于是也就不在乎他的腦袋了。幫助謀劃“靖難之役”、朱棣頗有眼光和遠見的主要謀士姚廣孝，當初曾預見到方孝孺不會屈服于朱棣的武力和屠刀，曾提醒朱棣說，殺了方孝孺，天下讀書人就會絕種，朱棣也答應不殺方孝孺，但皇帝們的承諾是最靠不住了，待到方孝孺拒絕了朱棣的利誘和威脅，朱棣就毫不客氣了，先誅其九族，再把他大卸八塊。不僅如此，連方孝孺的書也不許在世上流傳，藏匿者也要殺頭。殺了方孝孺，再殺解縉，明代文壇一派肅殺，沉寂、蕭條數百年之久。

高壓政治穩定了政權，高壓出太平，但這樣的太平并非太平盛世，太平的歌舞升平之后隱藏著尖銳、深刻、積重難返的社會矛盾和問題，爆發像唐賽兒起義這樣的現象就不足為怪了。朱棣把諸多的矛盾和問題留給了兒孫，仁宗、宣宗實行與朱棣不同的治國理念，也就順理成章了。當人們厭倦、恇憂嚴猛政治游戲時，寬仁治國、發展經濟便成為人們反復經歷高壓政治后的殷切期望，成為社會發展必然的歷史趨勢，仁、宣二帝適應歷史和社會的需求，雖出于思想穩定和政治宣傳的需要而自稱“守成”，宣稱“體祖宗之心，循祖宗之法，不敢絲毫有所增損”，但卻實行了“維新之政”，才有了“吏稱其職，政得其平，綱紀修明，倉庾充羨，閭閻安樂，歲不能災”的治平之象。史家在評價這段歷史時曾頗具深意地說“民氣漸舒”，即民心順暢了，民氣舒展了，把“民氣漸舒”作為治平之象的主要特征，對后世和后人的警示意義就顯而易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