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致清王朝垮臺的武昌起義，雖然事出偶然，但是偶然之中也有必然。其中，一個重要的必然因素，是日本因素。

武昌起義的實際發動者系“三武”——孫武、張振武、蔣翊武。“三武”之中，孫武、張振武都有留學日本經歷，蔣翊武也擁有大量留日生好友。從這個角度上，也可以說，腐朽的清政府是被中國留日生推翻的。

20世紀初葉，晚清留學潮如火如荼，中國留學生遍布世界，而且留學歐美的中國學生要比留學日本的早好幾十年，但為什么最后中國留日生成了大事？他們在日本學到了什么？

要弄清此由，時光還要倒推十五年。

公元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清國一敗涂地。之后是戊戌變法，效仿日本明治維新，但慘遭失敗。中國與日本有相同的歷史文化，為什么日本能做到的事，中國做不到？中國人與日本人相比，到底差在哪里？

于是，中國學子去日本尋找答案。

他們很快找到了，差在“兩口氣”：一是政治革變的志氣，二是不怕死的勇氣。

比起日本的課堂知識來，精神補給對這些中國留學生更具吸引力。

甲午戰爭是體制不及日本的政治失敗，而戊戌變法是效仿日本而不及時代，因為變法主流人群缺乏無畏的勇氣。以康梁為代表的維新派知識分子群，他們滿腹經綸，口若懸河，但動手的勇氣和能力極差，乃至指望憑借“三寸不爛之舌”，說動官痞“良心發現”“勤王變法”，豈非緣木求魚？

當時中日兩國知識分子群，不乏東亞讀書人共性，即大都具有國家憂患意識，多滿腹經綸之士。然而，中國知識分子致力的變法，卻沒有像日本維新一樣取得成功，中日精英所差者，不在頭，而在手。即：變法失敗并不是因為中國知識分子的思想比日本差多少，而是歸結于動手的勇氣與能力。

明治維新的成功，及戊戌變法的失敗，給了轉為革命黨的中國留日生以“實言實行”啟示：“君子動口亦動手。”他們的主要精力與任務不只停留于宣傳政治革變上，而在發動起義，武裝奪取政權上。

自古文人不成事，一是因為沒有獨立的組織，不能獲取獨立的經濟地位，所以必須依附于豢養，無法獨立成事。二是因為他們害怕暴力、沒有以暴制暴的勇氣和能力，而縱觀中國封建王朝兩千年之變遷，非暴力革命決難打破。對此，中國留日生開始有了清醒的認識：

滿清統治者決不會微笑著交出政權，必須像日本維新三杰西鄉隆盛等人那樣，對保守而腐朽的幕府政權以武力奪之。

有著這般見識的革命黨文人，這群中國留日生，與以往歷史中的文人大不同。他們敢說敢干，不僅造反成了，而且成就的還是經天緯地的大業。

辛亥革命后，許多日本學者認為：清政府之所以垮臺，是因為那些留日的中國學生“學以致用”，他們把日本明治維新的種子散播到中國。作為革命團體的骨干，他們的行事風格受到日本的深厚影響，對中國革命團體的形成有莫大的功勞。

此言基本不虛。我們前面提過，在日本遭受蒙元侵襲時，中國禪師東渡日本，助日本武士抗敵，并禪補日本武士道。六百多年后，中國飽受韃虜蹂躪，到了日本武士道反哺漢魂的時候了。

攜明治維新而閃耀的日本武士道，驚醒中國青年學子：

日本有和魂武士道，所以推動改革成功，中國武士已然絕世，所以百廢難興。敗血的漢魂，必須要新生，漢民族才有可能重新站起。

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說的其實就是精神的力量。

以日為師的中國留日生，迅速成為復活“漢魂”的新生力量。在大量的中國留日生群中，先秦華夏人的尚武精神回來了。落腳日本的中國學生領袖，從“斷指將軍”黃興，到“鑒湖女俠”秋瑾，無一不受到武士道影響，骨子里都流淌著“鐵血”。他們敢作敢為，立志以武力推翻專制的韃虜王朝。

且夫我中國人之樂為奴隸、不自今日始也。……中國全土，為奴隸于異種者，三百五十八年;黃河以北，為奴隸于異種者，七百五十九年。嗚呼！黃帝之子孫，忍令率其嫡親之同胞，舉其世襲之士地，為他族所奴隸者，何屢見而不一。

吾先以一言叫起我同胞曰：國民，吾愿我同胞，萬眾一心，肢體努力，以砥以礪，拔去奴隸之根性，以進為中國之國民。……吾故曰：革命必先去奴隸之根性。

這是1903年傳遍中國大江南北的《革命軍》段落，雖然書中有“異種”等字樣，但是那里的“種族主義”，其實是爭取民族解放的“民族主義”的意思，并不是現在所言的“種族歧視”，所以其張揚的精神總歸是浩然正氣。

《革命軍》的問世，向世界發出了一個振聾發聵的宣言：漢魂歸來。

《革命軍》的作者是一個年僅18歲的學生，又是英雄少年，同時也是中國留日生：鄒容。兩年后，他也為中國革命留下了最后一滴血。

可見，以史堅如、鄒容這些血性男兒為代表的中國留日生，將“秀才造反”提升到了一個史無前例的勇武層次，組成了復活漢魂的生力軍，所以才最終為漢民族乃至整個中華民族贏得了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