慶歷新政背景：宋朝內憂外患倒逼了政府改革
積貧積弱
北宋立國后，為了維護中央集權、防止地方割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政治上，于內庭設“中書門下”(政事堂)，由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掌管民政權，為限制宰相權力，增設副宰相“參知政事”;軍事上，廢除統領禁軍大權的殿前都點檢，增設殿前司、侍衛馬軍司、侍衛步軍司，由“三帥”分別統領禁軍，為限制三帥的權力過大，又在中央設樞密院，掌控調兵權。財政上，設置三司(鹽鐵、 度支、戶部)，三司使由皇帝親信擔任，掌控財政大權。為進一步加強中央集權，削弱官員的權力，實行一職多官，同時由于大興科舉、采用恩蔭制、奉行“恩逮于百官唯恐其不足”的籠絡政策，導致官員多貪戀權位，，行政效率低下官僚機構龐大而臃腫，各級官員缺乏進取心，“冗員”問題突出。
為穩定社會秩序，抵御北方民族的南侵，宋初實行守內虛外策略，奉行“養兵”之策，廢除府兵制，改為招募。至仁宗時，總人數已達140萬，形成了龐大的軍事體系，養兵的費用，竟達到全部賦稅收入的十分之七八;同時為了防止武將專權，在軍隊中實行“更戍法”，使得兵將不相習，兵士雖多但不精，削弱了軍隊的戰斗力，對外作戰時處于不利地位，從而形成“冗兵”。
軍隊、官員的激增導致財政開支的增加，使得本就拮據的政府財政更加入不敷出，同時，在對西夏和遼的戰爭中，宋代統治者也常常付出大量金銀和布匹，以金錢財富買得一時平安，再加上統治者大興土木、修建寺觀等，形成了“冗費”。三者緊密地聯系在一起，最終形成北宋積貧積弱的局面。
內憂外患
北宋王朝自建立到宋仁宗慶歷年，在經濟增長的同時，社會危機也在發展。宋代建國后，不但不抑制兼并，而且縱容功臣、大將們兼并土地。土地買賣與典賣相當普遍，土地集中的趨勢加速，農民失去土地的數字在增加，“富者有彌望之田，貧者無立錐之地。有力者無田可種，有田者無力可耕”。宋代人民的負擔很沉重。全國的居民有主戶和客戶之分。納稅戶除按規定的數量納稅，還有“支移”和“折變”等負擔。在兩稅之外，還有丁口賦、各種雜變之稅、徭役和差役。這是賦稅之外的又一項沉重的負擔。993年，王小波在四川發動起義，12月，李順在成都建立“大蜀”政權，沉重打擊了宋朝政府。咸平三年(1000年)，王均的起義又爆發了。
同時，外敵的侵擾給北宋政權帶來巨大的生存壓力。北宋建國以后，就與東北邊境的契丹族和西北邊境的黨項族連年發生戰爭，由于北宋政治腐敗和軍隊軟弱渙散，雖然耗費了巨額的財力和人力，但每每以失敗告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