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志，是古人放在墓里刻有死者生平事跡的石刻，有韻語結尾的銘叫墓志銘。墓志銘通常為兩部分：序文稱為“志”，北朝隋唐多用駢文撰寫，宋元明清多用散文撰寫，敘述死者姓名、家世和生平事跡;“銘”則用韻文寫就，主要是對逝者的悼念和贊頌。

(志蓋正方形，邊長66.5厘米，厚9.5厘米。志高67厘米，寬67.5厘米，厚8厘米，篆蓋“明誥封驃騎將軍神樞八營參將鳴寰馬公墓志銘”4行，行5字。兩側題“后世陵谷變遷，仁人君子見而掩之，幸甚！孤子馬弘祖等泣血謹告”3行26字。首行題“明誥封驃騎將軍神樞八營參將鳴寰馬公墓志銘”20字。志文凡35行，滿行34字。四邊鐫卷葉紋。)

墓志究竟起源于何時？學界至少有五種說法：

一是“秦朝說”。 1979年末至次年6月，秦陵考古隊在始皇陵封土西趙背戶村發掘了32座秦代刑徒墓，清理出殘缺廢棄的墓瓦文共計18件19人(內有1件刻2人信息)。這些約公元前221至210年刻寫下的文字內容很簡單，多為記錄刑徒的姓名、籍貫。這批秦刑徒墓瓦文，是我國發現的最早的墓志。

二是“西漢說”。此說主要見于文獻史料，如清代學者葉昌熾《語石》引王昶《金石萃編》說：“《西京雜記》稱前漢杜子春(約前30-約公元58年)，臨終作文刻石，埋于墓前。《博物志》載，西京時，南宮寢殿有《醇儒王史威長之葬銘》。此實志銘之始，今皆不傳。”

三是“東漢說”。在學界，1929年在洛陽東北郊出土的東漢延平元年(106年)《賈武仲妻馬姜墓記》，由于記死者姓名、家世、生平事跡及死葬日期甚詳，被認為是我國發現的最早的用石頭刻制的墓志。學者羅振玉曾為之題跋曰：“漢人葬記前人所未見，此為墓志之濫觴。”(《遼居稿》)。考古學家馬衡、趙萬里等也都主此說。

在洛陽金石文字博物館，有16塊“東漢刑徒磚”，全國服勞役的人都派駐到洛陽做苦力，死后就找塊磚頭刻志記銘，記錄了刑徒的部屬、刑徒性質、獄所名稱、刑名、姓名和死亡日期等簡略內容，與死者尸骨共埋。比如其中一塊“東漢少府若盧磚銘”上書隸書23字，文為：“右部無任少府若盧髡鉗徐孟延平元年六月十九日物故”。朱曉輝認為，刑徒磚的發現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當時的社會風氣，“挺人性的”。

四是“魏晉說”。自東漢建安十年(205年)，曹操“以為天下凋敝”下令禁碑，又因戰事頻繁、政局動亂，以至許多墓葬被盜。黃初三年(222年)魏文帝下詔，決定取消墓地上一切設施和標志。也許是世人追念亡者之情仍望有所寄托，于是產生了將地表刻石埋入墓中的墓志銘形式。

五是“劉宋元嘉年說”，以往論及墓志起源大多據此說。這是因為早年出土于山東益都的南朝劉宋大明八年(464年)《劉懷民墓志》，是現在已知的最早自稱“墓志銘”的石刻。在這塊方形石刻上，首題直書“宋故建威將軍齊北海二郡太守笠鄉侯東陽城主劉府君墓志銘”，且志文、頌文俱全，直接證明了這類墓志文字的性質。清代端方《陶齋藏石記》卷五云：“劉懷民志作于大明七年，適承元嘉之后，此志銘文字導源之時代也。”

(韓謙，蘭州人。天啟二年進士。任宿松(今屬安徽)知縣，革除魯、蘆諸稅。調溧陽(今屬江蘇)知縣，除漕運陋規，平反冤獄。升重慶知府，治理征斂之弊，百姓擁護。王世楠，蘭州人，萬歷四十年舉人，湖廣永興(今屬湖南)知縣。單浚，蘭州人，萬歷四十三年舉人，北直隸饒陽(今屬河北)知縣。此志記述馬德家世及其戍守蘭州以北長城沿線，防御韃靼侵擾的軍旅生涯。馬德(1571-1623)，字性之，號鳴寰，蘭州人，早年隨父寧夏游擊馬躍龍(見前《志壙銘》)鎮守朔方，因軍功從小旗長至神樞八營參將，萬歷間隨臨鞏兵備道荊州俊征戰，荊譽為“干城之器”。)

墓志的起源，眾說不一，但墓志的涵義界定為四：一是志墓主人，二是埋在墓內，三是有相對固定的載體，四是有一定的行文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