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對中國王道的貢獻，就像漢武帝劉徹對秦始皇的“修正”一樣。秦始皇奠定的封建君主制沒有一個標準的“國道”，而劉徹推行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一下子就把孔子及其仁道提升到“國道”高度。

從“理論與實踐相結合”而言，荀子和劉徹一樣，實可謂“整合大師”。

孔子的“原教旨儒教”，希望不需刀兵，直接“通過教育”、唱響“牧羊曲”來解決君王“萬年帝祚”問題。然而，中國大都君主不是宋襄公，他們對單純的說教不感興趣，比起說教來，他們更迷信武力。當然，單純迷戀武力，也會出現秦始皇那樣的政權短命悲劇。那么，有沒有將“武力和說教”結合一起的統治之術呢？

荀子生逢其時。

荀子號稱“先秦最后一個儒家大師”，荀版儒教“青出于藍勝于藍”，是一門名副其實的“經世致用”學問。

荀子的貢獻，在于給出了符合中國國情的王道“實用手冊”。他在著書立說時尚無“法家”，然而他發現：儒家與酷法完全可以“手拉手”，一個唱紅臉，一個唱白臉。于是給出了中國式王道的標準答案——禮法兼施、王霸統一。這就是“內圣外王”的中原王道“源代碼”。

大家都知道，荀子門下有一個高徒，名喚韓非子。這個師從儒家的高徒，后來卻成為法家鼻祖。法家出自儒門，有的人大為不解，其實這恰恰是兩家暗合的鐵證——為君主“御民”異曲同工。荀子師徒二人對人性的認識大同小異，他們都堅信“人性惡”，都認為“人人不是好東西”，帝王對百姓就應該“下手狠一點”。所以，荀子可謂與法家暗通款曲的儒家大師，而法家創始人韓非子也算不上背叛師門。

韓非子對老師心領神會，但是他還是缺少老師的城府，極端地發展了荀子的“王道論”。在“霸力”這點上，韓非子比老師的走得還遠些，他提出了以嚴刑厲法為中心的政治之術，將中國君主的“狼相”極力張揚。

為中國兩千年封建社會立制的秦始皇，他的“第一教父”就是韓非子，據傳這位“祖狼”看了“韓教父”的大作《韓非子》，曾發出“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的感嘆。

后有人言：隨著暴秦的滅亡，韓非子思想破產了。我說不，老韓一直活在中國帝王的心中。法家的“強國弱民”是中國皇帝的核心之術，兩千年封建社會，中國無論國家強弱，都何曾有過“強民”？在法家看來，富國與富民，強國與強民是對立的。“民弱國強，國強民弱，故有道之國，務在弱民。”這些論調，貫穿二十四史，從未過時。

只不過中國的帝王是何等詭道之人，他們懂得了只可意會不可言傳，老韓這把“帝王殺人刀”，需要孔孟這套“刀鞘”——于是，荀學應運而生。

漢武帝在宣布“獨尊儒術”的同時，內心應該還是忘不了韓非子，“明儒實法”其實是回到了荀子的軌道。對本國臣民，與其盡顯狼相，不如自修為“披著羊皮的狼”——仁在其表、狼在其里，更利“萬年帝祚”。

對于帝王及其教父本質，晚晴維新派領袖譚嗣同一語道破：“二千年來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二千年來之學，荀學也，皆鄉愿也。”

譚嗣同指出：中華文明衰落，其根本在于教義。他給出了藥方：“夫欲變法，必先變教”。如果中國要變法圖強，那么就要先摒棄秦政與荀教。誠哉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