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刀受追捧，也是有一定原因的，他們的刀和刀法，受中國人的影響很深。但是他們經過了自己的發展，而原創了不少元素，并在明清回流中國，給中國兵器和武術界帶來過很大沖擊。

日本人民是以善于吸取外來文化而著稱的優秀民族。長期借鑒中國的經驗，結合自己創造性的勞動，使日本的劍刀鍛鑄工藝獲得突飛猛進，并終于超邁中國而后來居上。中國春秋戰國時代的青銅劍，特別是興起于春秋末期、發達于兩漢的鋼鐵花紋劍刀，曾以其無與倫比的銳利精致而冠絕世界。考古發掘所得，往往在深埋于地下千百年后，依然鋒刃如新，絢麗奪目，使中外人士嘆為奇觀！然而，由于遭受歷代統治階級的漠視、摧殘，這種先進工藝到唐宋以后竟漸衰退。

與此同時，日本的花紋劍刀卻異軍突起，大放異彩，“數百年來，在遠東首屈一指”。大致自宋代開始，日本劍刀開始向中國輸入，隨著時代的推移，輸入量愈來愈大，對中國劍刀的影響也與日俱增。 據《宋史·日本傳》記載，宋太宗雍熙二年（985年），曾經入宋求法的日本名僧奝然為報答宋朝對他的禮遇，譴弟子喜因奉表來謝。在喜因贈獻宋室的方物中，就有日本制作的“鐵刀”。實際上，宋代日本劍刀已通過民間貿易源源不斷流入中國，在中國享有“寶刀”之譽。

14世紀的手持武士刀的日本武士插畫

請看北宋著名文學家歐陽修寫的《日本刀歌》：昆夷道遠不復通，世傳切玉誰能窮？寶刀近出日本國，越賈得之滄海東。魚皮裝貼香木鞘，黃白間雜鍮與銅；百金傳入好事手，佩服可以讓妖兇。詩人說，中國古代傳說中能夠“切玉如割泥”昆吾之劍，早已渺茫難求了，而在一衣帶水的東鄰日本，卻造成了真正名不虛傳的寶刀。從詩人的詠贊中我們可以想見，日本刀不僅鍛造精良，而且裝飾也極考究，所以“好事”者不惜重價購求，競相佩帶以炫耀利器。“百金”并非虛語。據日本《宇治拾遺物語》中說：“以太刀十腰（把）為質，則可自唐人（指宋代中國人）借來六七千匹之物。”（足見當時的日本刀確實價值昂貴。正由于此，日本劍刀終于成為日本對中國貿易的只要出口品之一，這不僅在宋朝是如此，在元朝也是如此。到了明代，日本刀的制作臻于極精，傳播日遠，聲譽日隆。從文獻記載和保存到今天的實物來看，明代的日本刀一般刀身修長，刃薄如紙，銳利無比，揮動起來十分稱手，確有穿堅斷韌之效。從刀形上觀察，不難看出日本刀繼承和發揚了漢代環首大刀的優點，尺度和分量都更加有利于格殺技術的發揮。與唐宋以來形制駁雜、刀體厚重的中國短兵器相比較，日本刀無論外觀上和實用價值上，都確實要高明得多。

明代日本劍刀大量進入中國，主要通過以下三個途徑。

第一，是日本王室和商家對明廷的進獻。對此類進獻，明朝一般都有超值“回賜”，本質上是朝貢貿易。明初，明太祖鑒于倭寇侵擾和胡惟庸里通日本的罪行，對日本進獻的方物一概拒不接受，并實行海禁政策。據日本古籍《善鄰國寶記》記載，日本為了恢復日中貿易，于明建文帝三年（1401）派使者奉表通好，并“獻方物”，其中就包括“劍十腰，刀一柄”。明朝的詔書中還特別提到過這柄“寶刀”。緊接著，永樂元年（1403）日本第二次“獻方物”時，刀的數量就增加到了一百把。以后所獻方物中刀幾乎成了最重要的物品之一，刀的品種也增加了。以有記錄可查的宣德九年（1434）為例，一次就“獻”了撒金鞘太刀二把、黑漆鞘太刀壹百把、長刀一百柄，總計二百零二把。保存下來的景泰十年和成化十九年的兩份記錄上，所獻刀的數量與宣德九年相同，說明二百零二把是定額。由于文獻記載缺失，我們已無法得知以朝貢名義進入中國的日本刀究竟有多少。有人做過統計，僅日本足利王室各朝進獻給明朝英宗以前各帝的刀，有一千二百余把，這些優質的日本兵器，主要供明廷的“御林軍”執用，其遺存至今猶可見到。當然實際數量肯定遠遠大于一千二百把。

第二，勘合貿易。明初，日本商人往往假借“朝貢”名義，攜帶私物以進行貿易。所帶“私物”中尤以劍刀居多。對此，明朝政府曾一再加以禁限，要求每次“入貢”攜帶劍刀“毋過三千把”。永樂元年，日本貢使攜帶兵器在民間賣買，禮部尚書李至剛要求禁止，并沒收入官。而初登皇位的明成祖為了對“向慕中國”的外夷表示“朝廷寬大之意”，主張由官方以市價收購。但是，為了對中日貿易有所控制，也為了區分倭寇船和貿易船，明成祖永樂二年（1404）與日本正式簽定了貿易條約，規定以后凡日本商船來華，必須攜帶明朝所頒發的“勘合”，以進行朝貢名義下的貿易。

規定十年一貢，人員二百，船只二艘。顯然，這個限額遠遠不能滿足兩國貿易的實際需要，特別是日方。宣德初，明朝稍有調整，增加到人員三百，船三艘，但仍堅持十年一貢。實際上人船限額很難嚴格執行，勘合貿易的規模、頻率都大于明朝定額。日本商船循例向明朝“貢獻方物”，所獻刀劍就是上面所講的二百零二把。此外就是“國王附搭品”和使臣和隨船僧俗人等的“自進物”，實際都是商品。明朝不允許民間私鬻兵器，日本劍刀一般統由官方收購，給價很優，“一把刀在日本售價八百文以至一千文，而明朝給價為五千文，可見當時利潤竟達四五倍。”

后來進口數量驟增，質量也明顯下降，價格便跟著落下來，但仍然有利可圖。所以日船所帶國王“附搭品”和“自進物”中，一直以劍刀為主項，輸入量也持續上升。據木宮泰彥所提供的統計數，第一、二次勘合船所帶劍刀還不過三千把，第三次就飚升到九千九百六十把，第四次三萬把，第五次七千余把，第六次竟達到三萬七千余把！第七、第八次各為七千把，第十次是二萬四千一百五十二把。這只是所謂“國王附搭品”的數量，其中并不包括使臣“自進物”的數字。如加上“自進物”，僅十一次勘合船輸入明朝的劍刀，就應該不少于二十萬把。

第三，走私。劍刀的豐厚利潤不但剌激了勘合貿易，而且必然會剌激走私活動。整個明代，中日之間除了官方所控制的勘合貿易外，沿海一直存在大規模的走私貿易，這是無庸置論的事實。明代禁兵之律甚嚴，但民間私藏兵器者不少。特別是日本劍刀，以其質量精美，“中國人多鬻之”，成了人們喜好的收藏品，這從明人的詩文題詠中可以窺見。可以相信劍刀同樣也會成為走私貿易的主要商品之一。日本寬永十一年（1634，明崇禎七年）五月以后，嚴禁輸出兵器。然而，走私活動恐難禁絕。明末清初的廣東，市面上就有“紅毛鬼子”叫賣日本刀者，因為有澳門這個特殊的商埠，日本刀在澳門隨處可見，當然可以從澳門進入內地。總之，從走私渠道進入中國的日本劍刀必不在少，只是我們無從考知其數量罷了。

在明代，國家兵器制作機構還仿制日本劍刀，這早在太祖洪武年間就開始了。明代所制作的各類刀中就有“倭滾刀”。明武宗正德年間，佞臣江彬用事，曾命“兵仗局”制作“倭腰刀萬二千把，長柄倭滾刀二千把。”嘉靖年間，倭寇侵擾正烈，經過俞大猷、戚繼光等抗倭名將的積極推行，日本式的長刀、腰刀成為中國軍隊的主要裝備之一，后來又被引進到北方邊防軍隊中。這樣大量的使用，當然不可能全靠從日本進口，得主要靠自己制造。所以，兵器史家周緯曾說，在中國兵器史上，明代短兵以使用和仿造日本刀為一代特點，這個結論無疑是符合歷史事實的。

宋代以后，日本劍刀越來越多地出現在中國，對中國社會產生了多方面的影響，至明代達到鼎盛。明代，與日本劍刀大量輸入的同時，倭寇的侵擾給沿海人民帶來深重災難，于是中國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研究日本的熱潮，日本劍刀也成為一個熱點話題。參與這一話題的有文學家，還有軍事家、民間武藝家和科學家。一種國外物品在中國引起如此強烈的反響，牽涉面如此之廣，是歷史上前所未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