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以前很講究名分，因為名分是權力的合法性源泉。比如在一夫多妻制時代，男人有正室，還有偏房。在名分上，正室為尊，偏房為卑，元配享有支配侍妾的正當權力。實際上，侍妾也可能憑借年輕貌美、受丈夫寵愛而得勢，甚至在家庭中取得支配性地位。妻妾爭權只是官場故事的一個隱喻，因為帝王對國家權力的分配，也存在著“正室—偏房”的復式權力結構，“正室”指以宰相為首的官僚系統，他們在名分上是國家權力的正式代理人;但帝王往往又在正式官僚系統之外，另起爐灶，另立“偏房”，代行權力。那么，“偏房”是些什么人呢？

《清稗類鈔》記錄了晚清開明官僚郭嵩燾的一則史論：“漢、唐以來，雖號為君主，然權力實不足，不能不有所分寄。故西漢與宰相、外戚共天下;東漢與太監、名士共天下;唐與后妃、藩鎮共天下;北宋與奸臣共天下;南宋與外國共天下;元與奸臣、番僧共天下;明與宰相、太監共天下;本朝則與胥吏共天下耳。”郭氏所列舉的與君主“共天下”的人物，絕大部分都可以歸入隱權力集團的行列，在名分上，這些人并無治天下的正式權力，只不過憑恃與權力中樞的特殊關系，得以把持權柄、操縱朝政。相對于正式的官僚系統而言，這一隱權力集團就是受寵得勢的政治“偏房”。

“皇權專制”作為對歷史的宏觀描述，大致不差，但就具體情形而言，自漢代以降，除了少數雄才大略的帝王，君主獨攬朝政、乾綱獨斷的獨裁局面其實并不多見，確如郭嵩燾所言：“雖號為君主，然權力實不足，不能不有所分寄。”問題在于權力被誰“分寄”。如果與宰相共治天下，則是很正常的制度性安排。君主只是國家的主權者與象征，古人認為君王“攬權不必親細務”;而宰相作為政府首腦，理當“佐天子，總百官，平庶政，事無不統”。這是明代之前的正式政制。宋代有一位官員就對皇帝說，“權歸人主(皇帝)，政出中書(宰相)，天下未有不治”。宰相的執政大權由制度賦予，為正統承認，如果君主繞過宰相，直接發號施令，則會被認為違制，用古人的話來說，“不由鳳閣鸞臺(宰相機構)，蓋不謂之詔令”;這樣的“詔令”甚至會受到臣下抵制，“凡不由三省(宰相機構)施行者，名曰斜封墨敕(非正式文件)，不足效也”。君王與宰相自古就有分權，宰相的治權是有制度可依的，因此，“西漢與宰相共天下”的權力分治格局是名正而言順的，正式的權力制度就是這么安排的。

不正常的是“與外戚共天下”，外戚所恃者，是其與皇室的特殊關系。這種由私人身份與關系網絡所孽生的權力，是一種制度外的隱權力。如果說，以宰相為首的官僚集團是帝國的“正室”，代表正式的權力系統;那么，外戚等隱權力者則是君王另立的“偏房”，代表另一套沒有名分的“副權力系統”。在“正室”之外另設“偏房”，在正式權力系統之外，另置副權力系統，始作俑者是漢武帝劉徹。劉徹乃雄才之主，不甘于垂拱而治，但皇帝要親躬政事，宰相顯然是最大的障礙，甚至宰相領導下的官僚系統也會礙手礙腳。為了越過這些制度性障礙，劉徹啟用了一個由宦官、侍從、外戚、尚書(漢初的尚書只是皇帝的私人秘書)等親信、近臣組成的“內朝”，將作為正式權力系統的“外朝”撇在一邊。

從名分上來說，內朝成員并無執政大權，有的還不是朝廷的正式官員，但他們被皇帝托為心腹，預聞政事，隱權力極大，足以與外朝分庭抗禮，甚至凌駕于外朝之上。不過，內朝官權柄雖重，但終究是“偏房”，“妾身未明”，缺乏名分所賦予的合法性，只能完全附依于皇帝私人的關系網絡，這也使得內朝系統十分便于君主操縱指揮。劉徹因此比較成功地實現了君主獨裁。然而，劉徹始料不及的是“偏房”也可能變得位高而權重，尾大不掉，不受人主控制。劉徹在世時，盡管擢用外戚近臣，畢竟還能操控局面，劉徹死后，西漢終于無可避免地出現外戚擅權干政之禍，最終葬送西漢政權的大司馬王莽就是外戚。這正是歷史的吊詭之處。

光武帝劉秀承漢祚、建立東漢政權后，鑒于之前大司馬篡權的亂象，設“尚書臺”架空三公之權，一切政令皆經尚書臺稟陳皇帝，由皇帝裁決，時人稱“雖置三公，事歸臺閣”，“三公之職，備員而已”。其手法如出一轍，都是在“正室”之外另立“偏房”，借操縱“偏房”實現朝綱獨斷。后人評價“兩漢政出于二”，也就是說，漢代的權力結構是復式的，一個正式的權力系統加上一個非正式的副權力系統。“政出于二”是兩漢權力結構的最大弊病。同劉徹創建內朝一樣，劉秀設立尚書臺這個副權力系統，本意是要擺脫正式權力系統對皇權的約束與威脅，然而，歷史的鬧劇總是再三重演，“偏房”一旦羽翼豐滿，就不是人主所能操控的了。

劉秀死后，他留下來的尚書臺機構并未能阻止權臣對劉漢政權的篡奪，東漢后期，外戚、豪族等權臣以“錄尚書事”之銜入主尚書臺，壟斷了朝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