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5月29日，光緒二十四年四月十日，夜幕降臨時分，大清朝首席軍機兼總理衙門領班大臣恭親王奕終于久病不治，撒手人寰，終年65歲。于是，“人亡政息”的劇目再次上演：一個超級巨人不在了，他所開啟的政治路徑迅即終結，甚至根本逆轉……

議和與轉變

恭親王奕是道光皇帝的愛子，排行第六。他與異母兄后來的咸豐帝奕詝競爭過皇位，最終，依道光遺詔，1850年，奕詝繼承大統，更有才干的奕被封為“和碩恭親王”。

1853年，年僅20歲的奕充任軍機大臣，兩年后，年輕的奕為自己的輕率付出了代價，他擅自矯旨，為親生母親討到了太后的封號，卻因此觸怒了咸豐帝，被解除全部職務，重回上書房讀書，初次嘗到了被罷黜的滋味。

1860年，英法聯軍大敗清軍于八里橋，直逼京師，咸豐帝帶著妻妾親隨從圓明園倉皇逃往熱河。出逃前，起用奕為“便宜行事全權大臣”。在危急的形勢面前，奕只得擔起督辦和局的大任，誰也沒想到這次苦差卻為他提供了一個施展才干的平臺。

和談初期，奕通過照會尚據理力爭，但在聯軍的炮火和強橫面前，奕被迫全面接受英法賠款、通商、謝罪、割地的要求。交涉談判讓27歲的奕飽受屈辱和驚嚇。10月24日，奕終于等來了與英國特使額爾金簽約。然而，額爾金故意遲到，讓奕及數百名中國官員等了兩個半小時。而當奕主動走上前去向遲到的額爾金抱拳行禮時，額爾金卻故意露出“驕傲而輕蔑的一瞥”。額爾金還蠻橫地要求奕走在他的前面。最終，奕在極不情愿的情況下簽署了與英國的不平等條約。“人們注意到，恭親王在向額爾金告別時，向他投出了恨之入骨的一瞥。”

作為“天朝”貴胄，奕也有著強烈的“夷夏”觀念，內心對列強既充滿了鄙視和排斥，又滿懷恐懼和仇恨。但和約簽訂后，看到英法聯軍竟能遵守約定，撤軍南返，他逐漸打消了對英法聯軍的疑慮，了解到原來這些外國只是要通商以及對等的外交關系，并沒有想要推翻王朝，可以用“信義”籠絡。

隨著與西方人的接觸越來越多，奕開始贊賞西方人的工作精神和敬業態度。后來他同意由英國人李泰國整頓重建中國海關，充分信任英國人赫德擔任總稅務司，足以證明他對西方、對世界的看法已發生根本性轉變。

新政與挫折

1861年初，痛定思痛后，奕同文祥、桂良等人一起上了《統籌夷務全局酌擬章程六條折》等奏書，提出“自強”口號，洋務運動從此展開。

咸豐帝批準恭親王建議，“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在北京設立，成為新政推行的中樞。同時，南、北通商口岸分設大臣，中國通往世界的通道漸漸打開。

這一年，咸豐帝病逝。恭親王與慈禧太后聯手，發動辛酉政變，抓捕載垣、肅順等八位顧命大臣。隨后，同治皇帝繼位，兩宮太后垂簾聽政，奕成了攝政王，晚清政治特有的“叔嫂同治”的格局開始了。3 個20多歲的年輕人接手了一個內憂外患深重的帝國，他們沒有其他選擇，惟有加緊改革。

有了展現才能的機會，奕自然不會放掉，他首先大膽借助西方力量，重用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漢臣，結束了長達十四年的太平天國動蕩。同時，他推行新式練兵，開辦軍事工業，編練近代陸軍，籌建近代海軍，洋務由軍用及民用。短短三十年，福州船政局、江南制造局、開平煤礦，還有影響后世發展至巨的鐵路，都在恭親王時代漸次誕生、一個與傳統完全不同的全新時代悄然呈現。奕也因為主持洋務，同洋人打交道，被保守派戲謔為“鬼子六”。

據學者研究，到1890年前后，中國國民經濟總量重新躍居亞洲第一，世界第二。綜合國力與軍事力量雖不能與老牌資本主義強國相比，但在亞洲的中心地位與大國氣勢畢竟得到了相當程度的恢復。

當時朝廷大臣大多守舊，對恭親王的做法很不認同，例如大學士倭仁就反對幾乎恭親王所有的改革措施，最大的一次沖突是設立同文館。恭親王也為了顧全大局，手段很軟，請倭仁去主持，保證方向正確，倭仁因為缺乏實踐經驗，只好退縮。同治后期至光緒前期，清廷“清流”言官的活動達到頂峰，雖然客觀上起到了“整頓積弊”督促行政的效果，但不少也是“沽名釣譽”、“紙上談兵”，對于主持政府日常事務的恭親王來說壓力很大。這一切，奕基本上用顧全大局的軟手段應對和化解。

朝臣還好應付，曾經“同舟共濟”的慈禧太后就不那么好伺候了。加上奕時常一意孤行，不注意小節，許多事都未奏明兩宮太后而獨斷，使得慈禧日漸不滿。隨著慈禧掌政經驗不斷豐富，而有議政王身份的奕就成了慈禧專權的阻礙，雖然兩人的矛盾并不在于政策，對于自強新政也并無異議。

1865年3月，慈禧太后利用言官的一道折子，發出了罷黜奕的懿旨，稱恭親王妄自尊大，目無君上，所以革去一切差使，不準干預公事。奕認罪復職后，失去了“議政

王”的頭銜，不過他仍為朝中首領，許多政令仍需依靠他來決定。慈禧這次也只是懲戒一下恭王，沒想動真格的。

然而，光緒七年(1881年)三月，地位在慈禧之上的慈安皇太后猝死，使慈禧與恭親王之間的平衡徹底被打破。

1884年，中法戰爭爆發。奕指揮的軍機處進退失據，和戰不定，最后清軍敗退。3月13日，慈禧太后借口“委靡因循”，罷去恭親王一切職務，令居家養疾，改組后的軍機處為醇親王（光緒之父）一派人物所掌控，史稱“甲申易樞”。短短幾天時間內，羽翼已豐的慈禧太后就完成了對清朝中樞機構的大調整，手腕干凈利落。難怪恭王于罷政后曾作感事詩一首，有句曰：“手拍欄桿思往事，只愁春去不分明”，迷茫之情，溢于言表。

此后，恭親王則形同閉門思過，不入內廷凡十年，直到甲午戰敗之后，他才又被起用為軍機大臣。此時的恭王名位與權勢已不如當初了，行事更加戒慎恐懼。

“保守與激進”

恭親王嘔心瀝血倡導踐行“新政”，然而他對國家“自強”的期待并沒有變成現實。1894年中日黃海一戰，舉全國三十年積累創建的北洋海軍頃刻瓦解。緊接著，馬關議和，割地賠款，大清王朝陷入空前的政治危機。

洋務新政“只變其末不變其本”的反思很快被朝野各界所認同。此時，重掌軍機的恭親王奕也期待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進行改革，重建一個高效廉潔政府。無奈清政府積弊太重，而且奕也真的老了，他在勉為其難地維持著殘局。

1897年底，原本與中國關系還算友好的德國突然不宣而戰出兵強占膠州灣，中國民族主義情緒因此再度高漲，以康有為為代表的年輕一代提出政治改革的目標，要求清政府取法俄日，從根本上鏟除舊制度的根基，建立君主立憲體制。

康有為的呼吁逐步贏得了社會各界的喝彩，光緒帝令奕認真研究這些建議。作為穩健的政治家，奕當然無法認同康有為的政治理念，更不主張采納改變大清王朝固有政治體制的激進變革。

晚年的奕辦事總以保守成局為己任，認為目前國家虛弱已極，不宜再有變動，先是違光緒之意促成馬關條約的簽訂，又以“本朝成例，非四品以上大員不得召見”為由，不讓光緒同康有為直接對話。因為他了解光緒年輕氣盛， 沖動又缺乏政治經驗， 若再有康有為的一番面晤鼓吹， 還不定出個什么亂子。

但是奕絕不是一個剛出土的老古董， 而是傾向于支持，至少是縱容改革新思潮的。

事實上，在甲午戰后三年時間里，奕對于改革新舉措還是持積極態度的，比如同意貴州學政嚴修的建議創設特科以廣收人才，同意榮祿的建議增練新軍以固國本，開設武科以培養新式軍官等。即便對康有為等人創辦的強學會，雖然朝野上下要求嚴厲查封，但奕的處理則比較低調，在某種程度上保護了愛國熱情。

1898年，就在維新呼聲不斷高漲之時，恭親王奕的病情越來越嚴重，進入5月就基本臥床不起。

5月26日、27日，慈禧太后和光緒帝多次前往探視恭親王，并且就他身后的國家大事，進行了廣泛而坦率的征詢和探討。恭親王希望年輕的皇帝能夠很好地尊重慈禧太后，要在用人行政上要格外小心，恪守成憲，維系人心，與那些忠誠的大臣們共同商量，治理國家，經武整軍，富國強兵。對于貴為光緒帝師的翁同龢，奕認為他“居心叵測，并及怙權”，如果不進行防制，將來一旦他與康有為等人聯手，必將禍及大清王朝。

恭親王的臨終交代引起太后與皇上高度重視。在恭親王奕去世之后半個月，光緒斷然罷黜翁同龢一切職務，然而他卻接受了康有為的建議。

去世與失衡

康梁持變法所依靠的核心力量主要來自以光緒帝及翁同龢為首的帝黨。但表面上已親政近10 年的皇帝，仍然無法逾越慈禧太后這道巨大的權威屏障。而太后本人， 正如恭親王一樣， 并不主張過激、過快、打擊面過寬的變法。

然當奕在世時，她尚不需親自出馬， 畢竟，此時的恭親王已非30年前那個膽敢同她頂撞的熱血青年了，而是一個老成持重、調和各方、作風穩健的老年人了。她相信有奕在，局面是可以控制的。同時，恭親王對康氏變法所持的態度，使光緒在做出決策時也不得不有所顧慮。

但恭親王5月29日故去，清廷中樞失去了一股特殊的對光緒皇帝和慈禧太后、對政府中各個不同派系均有牽制和威懾作用的力量。在慈禧尚未考慮采取強制措施時，光緒遂于6月11日，奕逝世后第13 天頒定國是之詔。在他看來，恭親王一死，阻力就減少了。而且在某種程度上說，太后是默許他的變法之舉的，但是光緒誤解甚至是夸大了這種默許。

事實上， 慈禧太后對變法之寬容遠不及恭王，手段之狠、之酷也非恭王所能及。奕去世后，她不會容忍變法越走越遠了。于是，在一片乞求太后保全、收回成命的呼聲中，她迅速采取措施，以9月21日囚光緒于瀛臺、遍捕維新志士、盡革新法來結束這場變法運動。

在戊戌維新整個過程中，奕充當了一把協調各個方面均衡存在的尺子，使守舊派與維新派在某種程度上共存。隨著他的死亡，原本處于靜止的天平失去了穩度，變法運動的狂潮也在瞬間爆發，而又瞬間熄滅。

慈禧一手培養的光緒皇帝，與自己意見相左，再加上人事糾葛，戊戌變法終于釀成政變。事后，慈禧欲廢光緒不成，轉恨外國干預，以致盲目縱容義和團，造成大禍，最后與列強宣戰，完全是她的決定，這是慈禧生平最大的敗筆，她大難歸來，不再仇外，甚且媚外，但也不能挽大廈之將傾了。

洋務新政三十年埋頭發展壯大自己的思路并不錯，然問題在于以恭親王為首的洋務派未將發展后的路徑向知識精英說明白，或許他們自己也不明白經濟發展之后要怎樣，“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究竟要達成一個怎樣的目標。而中國知識精英也缺乏理性自覺，所以當中國在三十年發展之后，卻在甲午戰爭中敗給東鄰小國日本，心理上的不適應在所難免，陷入整體困惑，不過在這個時候，恭親王還能把握住大局，并沒有讓中國這艘大船迷失方向。然而，恭親王病逝僅僅十三天，一場超越“中體西用”的政治變革（戊戌變法）突然發生，從此中國踏上一條極為坎坷的曲折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