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記者了解，全國共有6處國家級典型地震遺址。研究地震遺址對于探尋地震規律、監測預報、防震減災具有重要意義。

事實上，地震研究既是自然科學探索的領域，也離不開社會科學的參與。考古學憑借自己的學科所長，不僅為地震研究作出了獨特貢獻，而且直接推動了地震考古學的形成。考古學是如何推動地震研究的？我國地震考古學具有哪些研究優勢？如何在理論探索和研究方法上獲得突破？帶著這些問題，記者采訪了該領域的專家學者。

地震考古學“偏愛”人類文化遺存

面對地震遺址，當地震學家以自然科學手段探究地震的發生時間、自然地層變化、斷層現象時，考古學家看到的是什么？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葉茂林介紹說，地震考古學主要是根據古代文字、題記、碑刻所記錄的地震史料，結合古代墓葬或古建筑在地震中的受損程度，分析歷史地震事件的發生時間，推測震中地點、波及范圍、地震強度、烈度及破壞情況。這不僅有助于認識地震變化發展的規律，而且能夠通過研究這些規律，推算今后發生地震的概率，為地震預報提供一些重要的參考數據。

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林向是我國較早將考古學方法運用到地震研究中的學者之一。他告訴記者，我國開展地震考古學研究基于李四光先生提出的理論，即認為地震是可能在同一區域重復出現的。“因此，要確定一個地震危險區，不僅要關注該區域的現代構造活動情況，還需要考察過去此處是否發生過大的地震。對古代遺址、村落、墓葬等考古資料水平或垂直分布的變化進行判別，不失為研究歷史地震的有效切入點。”林向說。

西華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蔣曉春告訴記者，就目前學科發展階段而言，地震考古學除了關注純自然的地震遺跡，還偏重于研究與地震相關的人類文化遺存。

葉茂林將這種“偏重”視為地震考古學的人文情懷。他認為，將考古學運用于歷史地震研究，能夠折射出人與自然的互動關系，一定意義上也是人文精神與科學精神的結合，這有助于推進地震研究的認識進展。

我國地震考古學具有獨特優勢

我國地震考古學具有獨特的研究優勢。蔣曉春認為，由于我國歷史文獻豐富，且有重視各種自然災害記錄的傳統，因此，有很多歷史文獻可供地震研究使用。此外，我國文物古跡尤其是大量保存至今的古建筑石刻等，亦為開展地震考古提供了絕好的實物資料。

葉茂林告訴記者，中國屬于地震災害多發國家之一，自古以來，人們就比較注重留存和記錄與地震相關的資料和信息，以此積累防震抗災的經驗教訓、探究建筑方面的抗震技術。這些遺留下來的文獻資料和古跡遺址直接或間接地成為研究古地震或史前地震的佐證。

林向以西昌地震碑林為例，向記者解釋了石刻材料是如何在地震考古學中發揮作用的。“這些碑不僅記錄了1850年西昌大地震的發生時間和地點，還可以根據這些地震傷亡者墓碑的分布地點，分析出該地區的地震帶是如何分布的、震中位置在何處、地震走向如何。而通過釋讀碑上記載的資料，則可以更為詳細地考證出地震發生有哪些前兆、主震余震的序列、地震深度等。”

蔣曉春說：“文獻及文物史料豐富這一研究優勢，已經在一定程度上轉化為我國地震考古學的研究特色，應當繼續保持。這種保持不僅局限于對歷史地震遺跡資料的搜集整理，加強對當代地震遺存的保護也十分必要。”

學科“隔膜”有待打破

葉茂林告訴記者，作為文物考古與地震研究相結合的一種嘗試，地震考古學集中發揮了各學科的專業優勢，但也面臨著諸如學科合作欠深入、實際操作協調性較差等問題。

“比如，由于當前地震學科的技術手段還沒有充分地直接應用在考古遺址上，使得跨學科合作淺嘗輒止。除此之外，因學科內部認識不足而產生的‘隔膜’，亦導致地震考古學的學科體系比較松散。基于此種現狀，若想在理論探索和研究方法上有所創新，首先需要在學科交叉方面有所突破，提高跨學科合作的積極性。”葉茂林說。

蔣曉春也表示，我國地震考古學的跨學科合作尚處于初期階段，不僅要加大合作力度，還要拓展合作深度。不僅要綜合利用考古學、地震學、地質學、古建筑學等研究方法，還要注重考古學與地震學、地質學的理論融合，在構建地震考古學自身理論體系方面下功夫。此外，由于我國幅員遼闊，地質情況復雜多樣，且地處亞歐板塊、印度洋板塊、太平洋板塊的結合地帶，所以國際合作也很有必要。

在強調跨學科合作重要性的同時，受訪學者認為，地震學應當在地震考古學中起主導作用。“地震學終究是相當專業的特殊研究領域，考古學家要完全進入這個學科領域，相對困難。而在地震學研究計劃中吸納考古學和考古學家參與，是更符合實際的。”葉茂林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