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帝王好寫詩，堪稱中國一絕，帝王寫的詩不怎么樣，也是中國一絕。

在中國，凡帝王，無論識字的，不識字的，無論會寫字的，不會寫字的，穿上龍袍，坐上龍椅，找到九五之尊的感覺之后，都想在詩詞或者在藝文上，表現一下自己。我至今百思不解，為什么中國帝王大都好這一口，附庸風雅，而外國帝王一般沒有這種嗜好，很少犯文學幼稚病。莎士比亞生逢兩代君主，伊麗莎白和詹姆士，這兩位都是戲劇的行家，但他們從不親自操刀，只是讓莎士比亞寫，他們光坐在包廂里欣賞就行了。而回到我們中國的唐朝，那可是詩歌的黃金時代，不但有一流的，超一流的詩人，而且，詩人之多，如過江之鯽，根本用不著太宗、高宗、玄宗、則天娘娘等來湊熱鬧的。不行，這幾位日理萬機的帝王，偏要加入這場詩歌競賽中來，與李白、杜甫為伍，這不純粹是添亂嗎？

二

帝王好寫詩的毛病，由來久矣！可能與封建王朝對帝王的預期有關，凡為天子，御臨天下，立萬世基業，必以文治武功彪炳史冊，才能稱作明主。中國有將近三百個皇帝，成氣候的少，不成氣候的多，所有昏君、庸君、暴君坐在龍床上的時候，都覺得自己高明得不行，而最能體現這一點的，莫過于寫詩。帝王寫詩，少有數十句、數百字以上者，那太麻煩，通常或絕或律，五言七言，四句八句，省功省力。而且，上句沒有寫完，下句早有人擬好呈上來;而且，只要寫出來，侍讀學士，經筵講師，無不哄然叫絕;而且，誰也不敢當著陛下的面，說長道短，總是好，好得不得了，這也是中國帝王好寫詩的一個動因。

唐后的黃巢，當過幾天皇帝，龍椅尚未坐熱，又逃出洛陽。可他剛進這座都城時，那首《菊花》詩，因為拍了電影，還躥紅了一陣。“待到秋來九月八，我花開后百花殺，沖天香陣透長安，滿城盡帶黃金甲。”受此啟發，宋代的趙匡胤，黃袍未加身前，就寫過“欲出未出光辣達，千山萬山如火發。須臾走向天上來，趕卻流星趕卻月”的詩，題目只一個字，頗怪異，曰《日》，雖然拗口，可誰敢改皇帝的詩？明代的朱元璋，大字不識幾個，也學黃巢詠菊：“百花發時我不發，我若發時都嚇殺。要與西風戰一場，遍身穿就黃金甲。”

黃巢和朱元璋，都是殺人如麻的帝王，詩雖大白話，近乎順口溜，可透出來一股殺氣。這三位帝王的出身，一販鹽，一行伍，一輜流，別看文化程度相對的低下，寫詩的積極性卻絕對的高漲。若當不上帝王，也許寫詩的欲望未必強烈，而坐上龍床，那就偏要做到兩手都抓，兩手都硬，治國我在行，寫詩我也在行。硬撐著也要憋出幾首詩來，這就是在文化上處于弱勢地位的帝王，暴得天下后的必然行為。看朱元璋做皇帝后，寫過的一首《詠燕子磯》的詩：“燕子磯兮一秤砣，長虹作竿又如何？天邊彎月是釣鉤，稱我江山有幾多。”那不可一世的口氣，聽得出來的潛臺詞是：你們不是說我不行嗎？我偏行給你們看。別忘了，我是皇帝，不行也得行。

漢代的劉邦，亭長出身，也是個粗人，衣錦還鄉到了下邳，詩興大發，吼出過一首《大風歌》，留傳至今。我一直懷疑這位亭長，是否具有寫詩的細胞。如果他以后還寫過一首《小風歌》，或者《微風歌》，也許無妨將詩人這頂桂冠，加在他的頭上。就這一首，就這兩句，大有可能是叔孫通之流，現編現縐，當場口授。現躉現賣的他，記性不是很好，詩一般偶數，他這首詩奇數，馬屁精們哪敢說陛下您還差一句，只能鼓掌叫好，好啊好啊，這正是俺們領袖的英明偉大之處，要的就這三句，好讓你浮想聯翩啊！于是，劉邦就文治武功，兩全其美了。

劉邦為中國寫詩最少的帝王，而中國寫詩最多的帝王，當數清代的乾隆弘歷。他一生寫了四萬首詩，差不多接近《全唐詩》的總和，但很遺憾，沒有一句留傳開來，如今幾乎不被文學史提及，沒人在意他還曾是一個高產的詩帝。在北京郊區的盧溝橋，立有一塊“盧溝曉月”的石碑，就是乾隆題寫的。碑后有他的詩，我估計看過和記住這首詩的人極其有限。他是皇帝，他寫的詩，在他活著的時候，不愁沒人叫好，可他死了，他就沒有這個威力讓大家非捧他的場了。不過，我因寫過明末清初的大詩人錢謙益，記住了這位皇帝刻薄錢謙益的詩：“平生談節義，兩姓事君王，進退都無據，文章那有光。真堪覆酒甕，屢見詠香囊，末路逃禪去，原是孟八郎。”乾隆笑話人家的詩，沒有什么價值，只配用來蓋酒甕子。其實，他的四萬首詩，十數卷御制詩集，也只堪覆醬覆醅之用。此人一生，寫詩無數，以其詩產量的總數，往少說四萬首，除以他的年齡八十歲，平均每年要寫五百至六百首詩，平均每日要產詩二首，堪稱世界記錄。即使他一天二十四小時不干別的，專門寫詩，恐怕也難以達到四萬到五萬首詩。何況他整整當了六十年皇帝和三年太上皇，日理萬機，肯定是要雇一個槍手班子代勞的了。

三

在中國帝王級的人物中間，真正稱得上為詩人的，曹操得算一個。雖然曹操不是帝王，但勝似帝王。如果有帝王文學排行榜的話，曹操名列前茅，例屬三甲是毫無疑問的，甚至有可能拔得頭籌。曹孟德的詩，可以用十二字來評價，一有氣概，二有聲勢，三有深度，四有文彩，因此，千古傳唱，弦誦不絕。毛澤東對于帝王詩，評價不高，看不上眼，“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基本上不買賬。不過，他對曹操，頗為推崇。1959年在北戴河的一首《浪淘沙》中，“魏武揮鞭，東臨碣石有遺篇。蕭瑟秋風今又是，換了人間”，不僅撫今追昔之感，在詩人心中油然而生，而且，對曹操問鼎中原以后，乘勝出擊，建安十二年(207)，夏五月出兵征烏桓，七月出盧龍塞，九月凱旋班師，經過碣石山賦詩紓懷的英雄氣概，也是相當憧憬的。

在中國人的記憶里，至少他的三大名句，忘不了。第一句，“何以解憂，唯有杜康”，直到今天，還掛在酒鬼的口邊。第二句，“老驥伏櫪，志在千里”，幾乎是所有上了點年紀的中國人，用以自勉的座右銘。第三句，“神龜雖壽，猶有竟時”，普及程度不如前兩句，但思想深度要勝過前兩句。這就是說，一個人來到這個世界上，要懂得，要珍惜上帝所給予的有限生命周期，該發光時發光，該發熱時發熱，過了發光發熱的年紀，閣下，你就該“停車坐愛楓林晚，霜葉紅于二月花”了。首先，消消停停，不要瞎折騰;其次，安安生生，不要總出鏡;再則，切不可顛三倒四，神經錯亂，令人不敢恭維。中國有無數詩人，能夠在千年以后，被人不假思索，即可脫口而出這幾句金玉良言者，有幾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