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東坡在生命垂危彌留之際還不能認識到他之所以由小病而至性命攸關的地步，完全是他自己造成的。他錯在自己給自己開錯了藥方，草菅了自己的性命。可悲的是，東坡卻不這樣認為，反而還對朋友說，“此而不愈則天也，非吾過也。”其實，把責任推給老天，實在是沒有什么道理，只能是怨天尤人聊以自慰罷了。

東坡死在自己手上，他死于給自己開錯了藥方吃錯了藥。我這樣說，不是危言聳聽，不是嘩眾取寵，也不是制造什么煙霧彈。

我這樣說，不是危言聳聽，不是嘩眾取寵，也不是制造什么煙霧彈，而是在讀了清人陸以湉所著的《冷廬醫話》，看到“士大夫不知醫，遇疾每為俗工所誤，又有喜談醫事，研究不精，孟浪服藥以自誤。如蘇文忠公事，可惋嘆焉。”這一記載，才說出了上面這句話。《冷廬醫話》卷一《慎藥》篇有這樣的一段記述。

建中靖國元年，公自海外歸，年六十六，渡江至儀真，艤舟東海亭下，登金山妙高臺時，公決意歸毗陵，復同米元章游西山，逭暑南窗松竹下，時方酷暑，公久在海外，覺舟中熱不可堪，夜輒露坐，復飲冷過度，中夜暴下，至旦憊甚，食黃粥覺稍適。會元章約明日為筵，俄瘴毒大作，暴下不止，自是胸膈作脹，卻飲食，夜不能寐。十一日發儀真，十四日疾稍增，十五日熱毒轉甚，諸藥盡卻，以參苓瀹湯而氣寢止，遂不安枕席，公與錢濟明書云∶某一夜發熱不可言，齒間出血如蚯蚓者無數，迨曉乃止，困憊之甚。細察病狀，專是熱毒根源不淺，當用清涼藥，已令用人參、茯苓、麥門冬三味煮濃汁，渴即少啜之，余藥皆罷也。莊生聞在宥天下，未聞治天下也，三物可謂在宥矣，此而不愈則天也，非吾過也。二十一日，竟有生意，二十五日疾革，二十七日上燥下寒，氣不能支，二十八日公薨。

余按：病署飲冷暴下，不宜服黃，迨誤服之。胸脹熱壅，牙血泛溢，又不宜服人參、麥門冬。噫！此豈非為補藥所誤耶？

近見侯官林孝廉《昌彝射鷹詩話》云：公當暴下之時，乃陽氣為陰所抑，宜大順散主之，否則或清暑益氣湯、或五苓散、或冷香引子、及二陳湯、或治中皆可選用，既服黃粥，邪已內陷，胸作脹以為瘴氣大作，誤之甚矣，瘴毒亦非黃粥所可解，后乃牙齦出血，系前失調達之劑，暑邪內干胃腑，宜甘露飲、犀角地黃主之，乃又服麥冬飲子及人參、茯苓、麥門冬三物，藥不對病，以致傷生，竊為公惜之云云。余謂甘露飲、犀角地黃湯用之，此病固當。至桂、附等味，公之熱毒如是之甚，亦不可用也。”

東坡晚年歷經磨難，命途多舛。他從被貶斥的儋州北歸回到常州后，酷暑天里突發急病，急瀉不止，病情不斷加重惡化。可自以為精通醫術的東坡，自病自診，卻有失誤。照吃照喝，不以為是。病情加劇后仍不問郎中，自己按圖索驥，照方抓藥，錯誤的選用了人參、茯苓、黃茋等溫補補藥，雖是對癥下藥之舉，但除“麥門冬”系清涼藥外，“人參”、“茯苓”卻是溫藥，可能為了補氣而一并服用，而不以清熱解暑之劑來醫此熱毒之癥，應先治“熱毒”再作補氣，“藥不對病，以致傷生”，結果很快就丟了命。這怎么能說東坡先生不是被補藥所耽誤了呢？怎么能說不是東坡先生自己的過錯呢？據史書記載，蘇東坡雖是文人卻酷愛醫術，嫻熟許多藥方，常給人開方抓藥，自己生病從不請大夫，而是自己給自己開方子。關于東坡嫻熟中藥名有這樣一則軼聞：有一次，蘇東坡到黃庭堅家做客，剛到黃家，東坡的仆人就匆匆趕來說夫人有急事，讓他速回。黃庭堅有心嘲弄他，就吟道：“幸早里(杏、棗、李)，且從容(蓯蓉為中藥)。”蘇東坡頭也不回，應聲而答：“奈這事(蘋果、蔗、柿)，須當歸(當歸為中藥名)。”

東坡開藥方醫活無數，在歷史上確有記載。

元祐四年(1089)東坡第二次到達杭州，元祐五年正月，由于澇災和旱災的連續危害，杭州爆發了嚴重的瘟疫。病人的主要癥狀是手腳冰涼，腹痛腹瀉，發熱惡寒，肢節疼痛等。這是一種來勢洶洶的可怕寒疫，當地醫生都一籌莫展救治無法。“天降蘇知州救民于危難”，東坡親自開了一劑名“圣散子”的藥方，這個藥方主治瘟疫，他讓杭州寶石山愣嚴院的僧人按方大鍋熬藥，然后分設在杭州城街頭，布施百姓喝藥防疫，不問男女老少，各服一大碗，可避瘴氣。東坡的這個藥立馬見效，患病輕的一大碗喝下去很快就能見效，病重的連服幾碗，配上飯食也會得以康復。瘟疫被蘇軾的“圣散子”降伏，“所全活者，至不可數”。

“圣散子”這劑藥方來歷也有些名堂，是東坡從他人手中得到的，這個方子在《蘇學士方》和《蘇沈良方》中都有收錄。《蘇東坡全集》第四卷《圣散子敘》曰“用《圣散子》者……狀至危急者，連飲數劑，即汗出氣通，飲食稍進，神宇完復。”《蘇東坡全集·圣散子后序》曰：“圣散子主疾，功效非一。去年春，杭之民病，得此藥全活者不可勝數，“所全活者，至不可數”。所用皆中下品藥，略計每千錢即得千服，所濟己及千人。由此積之，其利甚薄，凡人欲施惠而力能自辦者，猶有所止。若合眾力，則人有善利，其行可久。今募信士就楞嚴院修制，自立春后起施，直至來年春夏之交。有入名者，徑以施送本院……”蘇東坡十分推崇“圣散子”的神奇療效，親自撰文說這劑藥“飲食備常，百疾不生”加以推廣。

盡管東坡通曉藥理，自己會開方子，在遇到杭州那樣大瘟疫中大顯身手。保不準早有人把他當成扁鵲再世，華佗再生。這樣東坡先生難免也會自信心膨脹，覺得可以一通百通包治百病，人家之所以沒有掛出“神醫”的牌子，還是要給天下郎中一口飯吃的。但他畢竟不是專業治醫，也無從談的到精通醫術，偶爾客串一下，平常看個頭疼腦熱的小病也能藥到病除。但遇到疑難頑癥，就難免有看走眼、下錯藥的時候。可是他對自己的醫術又過分自信，悲劇就這樣釀成了。

蘇東坡在生命垂危彌留之際還不能認識到他之所以由小病而至性命攸關的地步，完全是他自己造成的。他錯在自己給自己開錯了藥方，草菅了自己的性命。可悲的是，東坡卻不這樣認為，反而還對朋友說，“此而不愈則天也，非吾過也。”其實，把責任推給老天，實在是沒有什么道理，只能是怨天尤人聊以自慰罷了。這老天，百世萬世都是這樣的，它能承擔什么責任呢？嗚呼，真是令人扼腕痛心爾。

東坡的悲劇，告訴我們不要相信世界上真有什么萬能的全才;告誡我們要嚴格注意掂量“術業有專攻”這句話的分量。如是而已，不是妄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