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宗盛治又被稱為仁宗盛世，指的是北宋皇帝趙禎勵精圖治，開啟北宋繁盛局面。北宋皇帝趙禎是北宋在位時間最長的一位皇帝，也是最有作為的一位皇帝。后來史學家們對仁宗盛治給予了很高評價，仁宗皇帝之所以能開啟盛治局面，這與仁宗盛治背景是息息相關的。

趙禎皇帝即位后，朝政大權一直被劉娥太后所掌握。當時，丁謂、王欽若等幾個奸臣把北宋朝廷搞的是烏煙瘴氣，此時的趙禎只有十三歲，劉娥太后以趙禎年幼為由，選擇垂簾聽政。趙禎皇帝為了打破北宋朝廷假造祥和局面，他將宋真宗假造的天書進行了埋葬，以此下定決定整頓朝政。趙禎皇帝親政后，對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進行了調整和挽救，在趙禎皇帝勵精圖治之下，北宋綜合國力迅速得到了復蘇和提升。從上述內容來看，仁宗盛治背景與趙禎皇帝賢明舉措是休戚相關的，如果趙禎皇帝沒有遠見卓識的目光和賢明愛才的胸懷，那么北宋歷史上也沒有仁宗盛治這一繁榮局面。

除此之外，北宋朝廷自身強固的根基也是仁宗盛治背景之一。趙禎皇帝是北宋第四位皇帝，從時間上來說，北宋的經濟、政治等方面正處于起步發展階段。趙禎皇帝在位期間，雖然西夏經常來侵略北宋疆土，但是北宋朝廷為了安定政權，也作出了很多努力。在宋仁宗和朝廷人士努力之下，北宋國土基本趨于安定，這恰好為仁宗盛治提供了基本性的保障。

仁宗盛治出現的原因

宋仁宗趙禎親政三十多年，開創了仁宗盛治局面。縱觀仁宗盛治出現的原因，與趙禎皇帝自身有著密切聯系。宋仁宗性格敦厚，懂得體恤百姓，因此得到后人稱頌。宋仁宗親政后，為了發展商品經濟，他首先打破了市和坊和界限。

市和坊打破之后，北宋都市成為世界上第一個城市，而經濟水平在很短時期內得到很大程度的發展。除此之外，包拯在宋仁宗的授意之下，處理了朝廷官員貪污腐敗等現象，使北宋朝廷趨于清明。在宋仁宗努力之下，北宋綜合國力很快得到了提升。

在宋仁宗管理之下，北宋都市成為一個“人口逾百萬，富麗天下無”的大城市。仁宗年間，范仲淹和韓琦等大臣提出新政舉措，一向務實的宋仁宗很快答應了實施新政。在宋仁宗支持下，范仲淹等人提出均農田、厚農桑等一攬子舉措。在仁宗授意下，發展農桑等各項舉措得到了廣泛實施。改革持續一年多之后，宋仁宗為了保證新政的實施，便任用王安石繼續監督新政的實施。

除此之外，仁宗盛治出現的原因還與整個社會環境有關。北宋仁宗時期，整個國家基本安定祥和，大環境安定之后，才有利于政治和經濟的建設。仁宗為政期間，他以務實寬厚的作風讓北宋出現了仁宗盛治的局面。宋仁宗宅心仁厚，不事奢華，并且懂得體恤百姓。在仁宗和諸位大臣的建設下，北宋才出現了盛世局面。

仁宗盛治的表現

宋仁宗在位四十二年時間，北宋出現了“仁宗盛治”場面。這一時間國家安定太平，經濟發展水平蒸蒸日上，文化乃至科學技術都有了很大程度的發展。從相關資料來看，仁宗盛治的表現體現在方方面面，諸如人口增長和文化繁榮等。

1063年，北宋人口已經達到1246萬戶，仁宗在位42年間，全國人口凈增長379戶。北宋仁宗時期增長的戶數相當于唐貞觀年間全國總戶數。除此之外，仁宗盛治的表現還在人才選拔和任用之上，梁啟超曾說：“少年富則國富，少年強則國強”。

為了保證北宋社會源源不斷的活力，宋仁宗鼓勵各州縣踴躍開辦學校，在全社會培養有志之士。這一時期出現了歐陽修、蘇軾、包拯、范仲淹、寇準、沈括等眾多文人志士，他們都成為名留史冊的杰出人物。在唐宋八大家中，除了韓愈和柳宗元倆人，其余六人都在宋仁宗時期活躍。仁宗盛治的表現還體現在科技上，宋仁宗年間，中國四大發明被廣泛應用于軍事之中。

火藥被發明后，火箭、地雷等武器隨之應運而生，北宋和西夏發生戰爭時，由火藥衍生出的火炮等兵器得到了很大程度地利用。值得一提的是，北宋仁宗在位時，北宋朝廷發行了世界上第一張紙幣，即“交子”，這一行為對世界金融歷史產生了巨大影響，它間接推動了世界經濟的發展。仁宗在位期間，哲學領域也得到了很大發展。

仁宗盛治有沒有超過開元盛世

在北宋歷史上，宋仁宗是在位時間最長，政績最為杰出的帝王。宋仁宗在位四十二年間，國內大環境基本穩定，人民生活安定，邊境軍事力量強大，經濟繁榮昌盛，科技發達，吏治也較為清明，宋代盛世景象，在仁宗年間得以集中體現，因此，后人常以仁宗盛治與前朝的開元盛世相提并論。那究竟仁宗盛治有沒有超過開元盛世呢？這便值得深入探討。

縱觀近代研究史料，糾結于“仁宗盛治有沒有超過開元盛世”的，多半是一部分文學及史學家。其實仁宗盛治與開元盛世發生在不同朝代，所面臨的社會大環境也截然不同，兩者在平行的時空間進行對比，全然沒有可比性，如單純從君王政績和改善民生的角度考量，自然是各有千秋。

相傳宋仁宗性情寬厚，不愛奢華，且律己甚嚴，因為歷代史學家對他的評價都不錯，更指他“虛心納諫，常以仁孝治天下”，由此可見，不管仁宗盛治有沒有超過開元盛世，起碼宋仁宗本身是一位尊重朝臣，勤政愛民的好皇帝。

有關宋仁宗善于納諫的故事，史學工筆之上也多有記載。比如千古賢臣包拯，得以在北宋的政治大環境中為民請命，與皇帝的寬厚仁慈和重視律法是分不開的。

不僅如此，早在仁宗慶歷初年，由范仲淹主持的那場名為“慶歷新政”的社會改革，亦為后來影響大宋國運的王安石變法起到了指導作用。由此可見，拿仁宗盛治之功與開元盛世對比，也不遑多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