販賣人口古代也有。在古代，販賣人口是一個很嚴重的社會問題，歷朝歷代也都曾出臺過各種嚴打人口販子的法令法規。看古人是如何打擊人口非法買賣的？

周代負責人口 交易的官員

被稱為“質人”

在中國古代，人口 交易的成因和社會背景相當復雜，既有合法的，也有非法的，人口買賣也有“自賣”、“和賣”、“略賣”、“掠賣”等多種不同的交易方式。以是否回贖來說，則有“活賣”與“絕賣”兩種之分。活賣，即典賣，只賣使用權，而保留回贖權，如古代常見的“典妻”；“絕賣”，就是永遠賣出，不得贖回。在古代，絕賣比活賣更普遍。

在上古三代時的周代，專門負責人口 交易的官員被稱為“質人”。《周禮·地官》稱，“質人掌成市之貨賄、人民、牛馬、兵器、車輦、珍異。”意思是說，質人負責市場里貨物、人口、牛馬、兵器、車輦和奇珍異寶的買賣。成交后開發票（質劑），作為憑證。

西漢時期，漢高祖劉邦曾一度提倡和鼓勵民間“賣兒賣女”，并視之為救荒的手段。《漢書·食貨志》記載，漢初，有一年鬧大饑荒，一石米能賣五千錢，非常貴，災民中餓死了一半，以致出現“人相食”的人間慘劇。為此，劉邦下令民間賣孩子，以換取活命的糧食，此即所謂“高祖乃令民得賣子，就食蜀漢。”

東晉時，官府還從人口 交易中收稅。《隋書·食貨志》記載：“晉自過江，凡貨賣奴婢馬牛田宅，有文券，率錢一萬，輸估四百入官，賣者三百，買者一百。無文券者，隨物所堪，亦百分收四，名為散估。”從東晉的人口 交易規則來看，販賣人口、牛馬、田宅，有文書契據的，每l萬錢一律交400錢給官府，其中賣方負擔300，買方負擔100；無文書契據的，隨物所值，也收取4%，稱為“散估”。

古代人販子被稱為“奸人”

拐賣人口叫“誘口”

古代人口 交易一直到明清都很活躍，在南方的蘇州、杭州、廣州一帶，人口販賣非常興旺。隨著人口 交易的繁榮，還出現了專門以拐騙、掠奪、販賣人口為生的“牙儈”、“人販子”。

人販子都不是好人，古人稱之為“奸人”、“奸民”。篡奪漢位的王莽即稱，“奸人緣利，至略賣人妻、子”。古代稱拐賣人口叫“誘口”，這里面又有“略誘”、“和誘”的不同。晚清縣令何耿繩所撰的《學治一得編》里，介紹了誘拐、販賣人口案的審理經驗：“凡誘拐之案，當分略誘、和誘。略者，罔其所不知；和者，因其情愿，或先被哄騙，事出不得已而始行曲從，則方略已行，不得謂之和誘矣。”

古代人口販賣過程中常有女性被人販子性侵，在拐騙小孩時則常使用迷藥。據《清高宗實錄》記載，乾隆十一年（公元1746年），安徽鳳陽的人販子馬占文，用川烏、草烏、人腦等物，配成迷藥，將藥放在手巾中，遇到拐騙對象時，將手巾在臉前繞一下，人立即昏迷。乾隆四十一年（公元1776年），北京有一個叫王劉氏的人販子，用藥迷拐幼女有16名之多。所以，何耿繩提醒官員，審理人口販賣案時要查清案情，“奴人有無前后奸情，幼孩有無施用藥術”。

古代人販子也多是團伙作案，并建立固定的黑窩點，其行為很多時候都令人發指。清吳熾昌的《客窗閑話》“拐帶”條，記載了乾隆五年（公元l740年）破獲的一起拐賣人口案。此案由人販子陳大、俞九齡等8人團伙所為，拐騙了大量幼童，長相好的賣到遠方，蠢笨的殺掉食用，并將骨頭煉成丸售賣：“迭拐男女幼童不計其數，俊者賣之遠方，蠢者殺食其肉，灸骨為丸。”案發后，人販子的口供證實，當時江浙一帶類似拐賣人口的船只有170余條之多，足可見當時人口非法販賣的嚴重程度。

唐代賣到中國的非洲黑人

被稱為“昆侖奴”

販賣人口在古代已呈國際化。唐宋時期，已有非洲黑人被販賣到中國，至于周邊國家人口被販賣到中國的，和中國人口被販賣到周邊國家的，歷史更早。被販賣到中國的非洲黑人，在唐代被稱為“昆侖奴”，宋代則稱之為“鬼奴”，元代稱作“黑廝”或“黑小廝”。其中以元代為甚，當時被販到中國的黑人最多。

元代是中國歷史上國際人口販賣活動最活躍的一個朝代。被販賣到中國的外國人，主要來自朝鮮和非洲。元代民間航海家汪大淵所撰《島夷志略》中“加將門里”條，對當時國際販賣非洲黑人的情況有所交代：“叢雜回人居之，其土商每興販黑囡，往朋加剌，互用銀錢之多寡，隨其大小高下而議價。”

“加將門里”，位于今非洲東海岸；“朋加剌”，即今孟加拉國，是當時的黑人交易中轉地。文中提到的“土商”就是國際人販子，是長期在東非做生意的阿拉伯商人，專以販賣黑人（黑囡）為業。進入中國境內的“黑廝”，有的是由土商直接販賣至中國境內的，也有的是中國海上商人從朋加剌順便帶回來的。

在元代，被販到“漢地”的外籍人以高麗（今朝鮮半島）人為多，其中絕大多數是年輕女性，元初名儒郝經曾贊其“肌膚玉雪發云霧”。當時的權貴人家以有高麗女人為榮，《續資治通鑒·順帝紀》中稱，“京師達官貴人，必得高麗女，然后為名家”。

“黑廝”和“高麗女”甚至成了當時蒙古貴族高消費的標志，明末學者葉世杰《草木子·雜制篇》中稱：“北人女使，必得高麗女孩童；家僮，必得黑廝。不如此，謂之不成仕宦。”

在元代，同樣也有不少中國人被販賣到海外，時稱“過海”。如一些下層的蒙古族男女被賣到回回田地里（波斯灣沿岸）、忻都田地里（南亞）等地。元朝廷因此下令禁絕，《通制條格·雜令》“蒙古男女過海”條規定違者治罪。

東漢光武帝劉秀發布詔書

嚴禁奴婢買賣

東漢光武帝劉秀，便曾多次發布詔書，禁止奴婢買賣。建武二年（公元26年），“詔曰：民人嫁妻賣子欲歸父母者，恣聽之。敢拘執，論如律。”

唐代對非法的人口 交易也制定出了一系列的法令，予以限制、打擊。《唐律疏議》中，涉及被買賣人口的條令有十多條，其中“略人略賣人”是這樣規定的：“諸略人、略賣人不和為略。十歲以下，雖和，亦同略法。為奴婢者，絞；為部曲者，流三千里：為妻妾子孫者，徒三年。因而殺傷人者，同強盜法。”還規定，“和誘者，各減一等。若和同相賣為奴婢者，皆流二千里；賣未售者，減一等。”

對于非法拐賣兒童的行為，唐代的司法解釋同樣很清楚：“十歲以下，雖和，亦同略法。”意思是說，販賣10歲以下孩子的，即便是自愿的和賣，也視為搶掠人口，要予以嚴懲。

明清時期，在云貴川一帶販賣人口之風十分嚴重。清雍正年間，曾采取多種措施，打擊云貴川的人口販賣活動。《清史稿》記載，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十一月，時任云貴總督的高其倬在奏折中稱：“貴州地連川、楚，奸人勾結，掠販人口為害，請飭地方官捕治。”雍正皇帝批準了這一奏議。

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十月，鄂爾泰接任云貴總督后，對當地人販子進行了更嚴厲的打擊，要求“劫掠之事，即時擒拿，不使漏網”，前后抓獲男婦（男女人販子）大小數百人。

宋太宗趙炅頒詔

“鬻男女入近界部落者官贖之”

古代官府也常會組織力量解救遭販賣人口，如宋真宗趙恒當政時，南方販賣人口之風嚴重，曾任尚書都官員外郎的周湛，到虔州（今江西贛州）履職時發現，當時江淮一帶的人販子，常到虔州拐騙人口，然后販賣到嶺南一帶。周湛遂發起了一場大規模的人口解救行動，首先想方設法抓捕人販子，共解救出被販賣男女2600名，并提供飲食，讓他們回家。

古代解救被販賣人口還有一種特殊的“贖回”方式，其解救對象主要是被“和賣”的人。《宋史·太宗本紀》記載，淳化二年（公元991年）秋七月，宋太宗趙炅“詔陜西緣邊諸州饑民鬻男女入近界部落者，官贖之。”

類似宋太宗這樣的解救行動，宋真宗、宋仁宗、宋孝宗都曾實施過，且不止一次。如慶歷七年（公元1047年）二月，宋仁宗“賜瀛、莫、恩、冀州緡錢二萬，贖還饑民鬻子”。

這種“贖回”方式，也用于被戰爭掠奪人口的解救。宋真宗當政時，北方契丹人建立的遼國掠走了大量中原漢人，時東京留守王旦曾上書：“愿出金帛數十萬贖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