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晚清的特定歷史條件下，清廷在客觀上不能抵制鴉片的大量輸入，也不能、無法防止白銀的大量外流，但通過允許栽種罌粟、生產制造鴉片，卻成功地抵制了洋煙的大肆輸入，較為有效地防止了白銀的外流……第二次鴉片戰爭，鴉片貿易合法化以后，洋藥暢行全國，掠取了大量白銀。這時的清朝廷禁煙政策已破產，已無法奢談禁煙，便想方設法防止白銀外流，提倡弛禁鴉片種植，以土抵洋的觀點便又在朝野上下，趁時而興了。

同治十一年(1872)六月初四，上海的《申報》登載了《抑弛自種鴉片煙土禁論》的文章，提出了全面弛禁，廣泛種植、生產鴉片，課取重稅，以增加國庫收入、限制吸食的主張。指出：“鴉片煙土為禍甚烈，然果能盡弛其禁，其有益于國也亦甚多”。

其一，“中國之人既已喜吸此物，反不如大弛其禁，縱民耕種，令其足供民間吸食，國家可以歲收稅銀，每年可減二千數百萬出口之銀，不歸于印度而盡存于中國，為計豈不美乎？”其二，“重增其稅，使其價日昂，不但貧民無計吸食，即富人之吸食既多，亦將吝惜而不能暢所欲為，是不禁而自禁矣，未必非化國富民之一道也。”今天看來，這種觀點只是一廂情愿的紙上空談，因為弛禁后的百余年，中國鴉片之禍非但沒有減少，反而變本加厲，越演越烈矣。

然而，弛禁鴉片卻是當時的主要呼聲。一向以禁煙著稱的林則徐，此時也贊同允許內地種植、生產鴉片。他所反對的只是吸食洋煙而不喜歡土煙。同治十三年(1874)二月，林則徐表示“鄙意亦以內地栽種罌粟，于事無妨。所恨者，內地之民嗜洋煙而不嗜土煙。”(楊國楨：《林則徐傳》第433頁)

直隸總督李鴻章在同治十三年(1874)也奏請弛禁，以抵制洋煙的涌入。他指出，“既不能禁英商之不販洋煙，即不能禁華民之不食洋煙”，而禁止內地各省種煙，勢必使洋煙四處販賣，掠取厚利。因此，應“暫弛各省罌粟之禁，而加重洋藥之稅厘，使外洋煙土既無厚利，自不進口”，這樣“不但奪洋商利權，并可增加稅項”。如果外洋煙土不來，再嚴禁鴉片，也容易辦到了。李鴻章官高權重，所提出的主張又冠冕堂皇，似乎切實可行，因此影響很大，以至于弛禁的主張左右了政局，弛禁終于被清廷允許了。

罌粟雖然原產于阿拉伯，但傳入中國時間很久，中國內地亦有不少省份私自小規模地種植。至此，在弛禁的呼聲和官員的默許、鼓勵下，罌粟的種植迅速發展，全國各行省在都種植罌粟，清廷對土煙收稅，但較洋煙稅率為低，從而鼓勵了土煙生產，光緒十一年(1885)，清廷規定洋煙每百斤收稅銀86兩，而對土藥征收60兩。

同種植糧食等農作物相比，種植罌粟、生產鴉片的比較效益高得多，受利益驅動，貧窮無靠的農民紛紛改種大煙。一時之間，全國各地，無論是大江南北，黃河上下，還是長城內外，漠北滇南，罌粟花到處開放，搖曳生姿。

據記載，“自咸、同以后，煙禁已寬，各省種植罌粟者，連纖接畛，農家習以為故常，官吏亦以倍利也，而聽之。”土煙生產的數量1866年約為5萬箱，1870年已達到7萬箱，已超過了進口洋煙的數量。至19世紀80年代，國產煙土的總量已是進口煙土的二至四倍。到了20世紀初，中國自己生產的鴉片又有很大發展。

當時，國產煙土以云貴川等地區較為著名，云南緊靠印度，接受了印度的生產、加工制造技術，自然、氣候環境又相似，因此煙土口味、質量也較好。晚清著名外交大臣郭松燾指出：“由印度傳至云南而南土興矣，輾轉傳至四川有川土，又傳至甘肅而有西土;由是而貴州，由是而至陜西、山西。”其實，在咸豐、同治年間以后，印度的鴉片生產、加工制造技術，已經隨洋煙傳到了清朝的18個行省，全國各地區的鴉片生產、加工制造都有了空前的提高。

云貴川等西南地區。云南省鴉片種植有較長的歷史，據傳早在明末清初即由緬甸傳入，并逐漸流傳開來。在鴉片戰爭前的清朝道光十一年(1831)，云貴總督阮元、云南巡撫伊里布即聯名上奏，指出了云南省種植鴉片的大致情況，奏章上指出：“滇省邊隅，民風素本淳樸，而接壤越南，又近粵省，遂致有鴉片煙流入滇境，效尤吸食之事。而治邊夷民，因地氣燠暖，向種罌粟，收取花漿，煎膏售賣，名為芙蓉，以充鴉片，內地人民，以取罌粟子榨油為名，亦復栽種漁利。”至光緒年間，罌粟的種植得到了很大發展，罌粟花到處盛開，姹紫嫣紅，形成了一片“美麗”而邪惡的鴉片風光。光緒年間有人游歷昆明，記錄了昆明——云南省會城市郊區的鴉片罌粟種植情況：“出(昆明)南門，繞過金馬碧雞坊，過迎恩塘，時暮春天氣，罌粟盛開，滿野繽紛，目遇成色。”全省的耕地，1875年約有三分之一用于種植鴉片，鴉片產量迅速擴大：1879年約為萬擔，1896年約為8萬擔，1906年約為萬擔。

貴州省毗鄰云南，但鴉片的種植時間稍晚。道光十一年(1831)貴州巡撫嵩溥奏：“黔山多田少，向無栽種熬煙之事。惟與滇、粵等省毗連，人民貿易往來，間有嗜食此煙者，奸商挾帶，潛匿私賣，事所必有。”道光末年，廣東商人將“廣土”輸入貴州，獲利甚豐，當地人因而效尤，試種成功。

咸豐、同治年間，貴州連續二十余年的戰亂，廣土來源斷絕，貴州本地生產的黔土迅速發展，逐漸代替了廣土。不僅如此，貴州所產的煙土以其較高品質反而輸入廣東，獲取高額利潤。這一高額利潤，反過來又刺激了鴉片的生產，以至于全省各地廣泛種植。

當時人陳惟彥任職開州，他游歷貴州各地，“約計所經州屬，開墾之地半種洋煙”，罌粟的種植面積幾乎占了農田面積的一半，當地農民把鴉片種植、生產當成重要農業生產活動，辛勤地勞作。“洋煙一物，為害實多，民不知非，視同禾稼，連阡越陌，手胼足胝，微利所歸，群相競取。”貴州省雖然地瘠民貧，但鴉片產量也相當驚人，1879年約為1萬至萬擔，1896年約為4萬擔，1906年約為萬擔。

四川省的鴉片生產在清朝同治、光緒年間已經較普遍。四川簡陽縣，道光末年鄉人競相種植罌粟。廣安州在咸豐末年開始種植，而至光緒年間已經遍地開花，鴉片成為該州農產品中的大宗。四川東部的蒼溪縣，咸豐、同治時罌粟的種植得到了快速發展，而至光緒年間川東已“無處不種罌粟”。

到了清朝末期，整個四川，包括川東、川西南和川西北，都廣泛種植罌粟，據宣統二年(1910)九月二十日《廣益叢報》的記載，當時“川省百四十余州縣，除邊廳數處，幾無一地不植鴉片者”。四川省的鴉片產量，1881年約為7500擔，1879年約為萬擔，1887年約為15萬擔，1896年約為12萬擔，1901年約為15萬擔，1906年約為萬擔。四川省生產的鴉片數量增長很快，已經超過了云南省，成為全國鴉片產量最大的省份。

陜甘晉等西北地區。西北地區土壤肥沃，但干旱少雨，農業生產極不發達，百姓生活十分艱難。但是，這里的氣候條件也適宜罌粟的生產，鴉片的品質、產量都較高，也是一個著名的鴉片產地。甘肅省種植罌粟約在清朝咸豐、同治年間。“據同治年間陜甘總督楊昌與陶模為籌備軍餉，先后奏請朝廷加征罌粟地稅的上疏來看，罌粟籽入甘后被種植，約在咸豐同治年間，即公元1851年至1862年。據1937年《民國日報》載，清咸豐時期，罌粟花滿布于陜甘各縣，產量日多，質品亦佳。《甘寧青史略正編》第27卷也說：“咸豐以后，鴉片由廣東販運入甘……吸者日多，種者亦日眾，利厚工省又不擇土之肥瘠。取液煮膏既諳其法，遂自吸食，而沿及妻孥，久之廝丐亦然，其傾家致死者不可屈指數。”1872年，有一德國人至甘肅，發現甘肅省鴉片大量輸入東、西鄰省，而未見其他地方輸入的鴉片，這表明甘肅省已是一個產煙毒的大省。該年甘肅全省鴉片產量約為5000擔，1896年產量約為1萬擔，1906年產量約為萬擔。

陜西省的鴉片生產開始于19世紀40年代，60年代以后有了大發展。光緒時山西巡撫曾國荃奏稱：“自回匪(指陜甘回民暴動)削平以后，種煙者多。秦川八百里，渭水貫其中內，渭南地尤肥饒，近亦遍地罌粟。”當時，陜西關中的渭南、涇陽、鳳翔，陜北的宜川、延川和陜南的漢中等縣，已經成了陜西的著名鴉片產地。90年代以后，陜西的罌粟種植面積逐年擴大，遍及陜西全省。1906年，陜西約有53萬余畝土地種植鴉片，約生產鴉片5萬擔。

山西省鴉片種植、產量都很大。早在清朝同治年間，山西百姓即多以種植罌粟為業，開始時在山坡、地角栽種;獲利后擴大至沃壤腴田，遍地種植。其時，全省罌粟栽種面積已達60余萬畝;光緒時栽種面積進一步擴大，多達96萬畝。(參見王金香：《近代山西煙禍》，《山西師大學報》1989年第3期)山西“通省百十有余屬，幾無處不種”，以至于干擾、排斥了糧食生產。

光緒八年，山西巡撫張之洞將山西罌粟栽種情況上報，指出：“晉民好種罌粟，最盛者二十余廳州縣，其余多少不等，幾于無縣無之，曠土傷農，以致畝無棲糧，家無余粟。”山西省土壤稍貧瘠，鴉片畝產量較低，1906年全省鴉片產量約為3萬擔。

西南、西北各省是我國鴉片的主要產地，它們的鴉片產量約占全國總產量的八成以上。但其他各省也都大量地種植、加工制造鴉片，如1906年，直隸的鴉片產量約為萬石，河南的鴉片產量約為萬石，山東的鴉片產量約為萬擔等，數量也很大。

自清政府開放煙禁，允許各地種植罌粟以后，中國的罌粟產量大增，很快做到了自給自足，抵制了洋煙的進口，并對洋藥造成了很大的沖擊，使之進口數量逐年下降。

進口鴉片在數量降低的同時，其銷售價格在國產煙土的競爭下，也大幅度降低。不論是質量較好的白皮土、公班土，還是質量稍次的其他煙土，銷售價格都在下降。《海關十年報告》(1882～1891)中指出：“當鴉片進口數量只減少15%或16%時，價值的下降卻兩倍于這個比例。”

數量和銷售價格的下降，使進口鴉片的市場越來越小，終于被國產鴉片逐漸替代了。1906年中國國產鴉片約為萬擔，而進口鴉片僅為萬擔，這表明中國鴉片的自給率也達91%以上，已經實現了自給。

然而，鴉片國產化并不是一件好事。在晚清的特定歷史條件下，清廷在客觀上不能抵制鴉片的大量輸入，也不能、無法防止白銀的大量外流，但通過允許栽種罌粟、生產制造鴉片，卻成功地抵制了洋煙的大肆輸入，較為有效地防止了白銀的外流，減輕了風雨飄搖中的清廷的財政危機。從這一意義上說，鴉片國產化，對清廷是“有利”的。

然而，鴉片的國產化導致了舉國上下到處種植鴉片，使其產量迅速增加，價格大幅度下降，從而為更多的人，甚至更多的貧困百姓吸食鴉片提供了條件。因此，隨著鴉片國產化的實現，整個中國的吸食者也迅速增加了，鴉片之害因而更加突出了。可以說，清廷實施的“以土抵洋”的鴉片政策，無疑是飲鳩止渴的政策，是以鴉片煙毒害更多百姓的涸澤而漁的政策，其危害相當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