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漢初年，西漢政府倡導“無為而治”，豪強地主勢力迅速膨脹，有的居然橫行地方，蔑視官府，不守國法。如濟南郡的瞷氏家族，仗著宗族戶多人眾，稱霸地方，屢與官府作難。地方官循于常法，“莫能制”，于是漢景帝拜郅都為濟南郡太守。郅都針對不法豪強目無國法、肆行無忌的特點，采取了以暴制暴的手段。到任即捕殺瞷氏首惡，推行嚴法，開西漢以嚴厲手段打擊豪強之先河。瞷氏首惡被誅，“余皆股栗”，不敢再與官府對抗。他在任一年多，“郡中不拾遺”。郅都雷厲風行地打擊濟南豪強，影響極大，周圍十幾郡太守對他衷心敬服，視他如上司。

前150年，郅都晉升為中尉，掌管京師治安，親領北軍。他執法不阿，從不趨炎附勢，也不看權臣臉色行事。丞相周亞夫官高傲慢，而郅都見到他只是作揖，并不跪拜。當時統治者一意恢復國家的經濟實力，實行“輕徭薄賦”的政策，因而人民受的剝削較輕，安居樂業，極少有百姓觸犯法律之事，犯法者多為皇親國戚、功臣列侯。郅都行法不避權貴，凡犯法違禁者，不論何官何人，一律以法懲之。列侯宗室對郅都是又恨又怕，見他皆側目而視，背后稱他為“蒼鷹”，喻指他執法異常兇猛。

郅都為人勇敢，有氣力，公正廉潔，不翻開私人求情的信。送禮，他不接受，私人的請托他不聽。他常常自己說：“已經背離父母而來當官，我就應當在官位上奉公盡職，保持節操而死，不能顧念妻子兒女”。

讀史可知，正史中專為“酷吏”作傳始于漢代的司馬遷，他區分官員為兩類，“酷吏”和“循吏”，后者大概是指恪守禮法、循規蹈矩，能為官員模范的。

漢朝時的酷吏大致有三個特點，一是比較廉潔。據司馬遷所記，堪稱有史以來酷吏第一人的郅都十分就很“公廉”，熟人的饋贈不受，親戚的請托拒絕。《后漢書》記載酷吏董宣死的時候，“唯見布被覆尸，妻子對哭，有大麥數斛、敝車一乘”。二是喜用重典不畏豪強，對不服從法律的人，特別是豪門貴族，敢于痛下辣手。郅都執法嚴酷，甚至連列侯宗室都畏之如虎，稱其為“蒼鷹”。董宣更厲害，皇帝妹妹的家奴殺人受其庇護，董宣硬是在路上攔住了公主的車，將兇手格殺了，公主投訴，皇帝要董宣道個歉算了，董宣寧死不從。漢時酷吏的第三個特點是幾乎都沒落得個好下場，郅都是得罪了藩王，太后硬要皇帝斬了他;有“虎冠之吏”之稱的王溫舒更慘，因人告發，被誅滅五族。

檢討前、后漢時酷吏司法、行政的得失，殺人太多太濫肯定無法讓人原諒和同情，但其操守廉潔和不畏權勢之精神，畢竟還是值得人們尊重的，司馬遷、班固等人當年為彼輩作傳也有所肯定。

漢以后，“酷吏”這一名目開始從正史上消失。這不奇怪，像漢時的酷吏那樣，幾乎把所有的人都得罪光了，而且自己還往往沒有好下場，愿做這種傻事的官員當然是越來越少，原初意義上的“酷吏”已經沒有了。不過，另一型“酷吏”卻應運而生，他們也苛酷無情，但這種“酷”只施之于平民百姓和弱勢群體，至于對上，且不說笑傲王侯搏擊豪強，就是對他的同僚，只要在一個利益集團內，他辦起事來也會方方面面都妥為照顧，乃至徇私枉法也在所不惜。魯迅所說的“對強者是羊對弱者是狼”，正好是其活畫像。在這種新型“酷吏”治下的司法，必然是勢利至極的司法，他們用最冷酷最不講人情的苛刻條款壓得老百姓沒法說理，還美其名曰“秉公辦事”，而對上面的“場面上的人”，他們就會無限寬縱，法律的底線就這樣被其一次次突破，而最終成為一紙空文。

如果說漢代“酷吏”敢捋虎須的精神猶能讓人產生幾分敬意的話，那么面對漢以后的這種新型“酷吏”，人們就只剩下了恐懼和憎惡。清末著名小說《老殘游記》就突出描寫了這樣一位酷吏“玉大人”，在其治下老百姓堪稱動輒得咎，為了對付他心目中的“刁民”，他還特別發明了一種叫做“站籠”的酷刑，就是把犯人放在特制的木籠里，頂有圓孔，以束犯人頸部，而其雙腳卻是懸空的，這樣站上一夜往往斃命。這位“玉大人”的真實原型即山東曹州知府毓賢，他上任不到一年，受“站籠”之刑而死的多達兩千余人，其中多數都是安分守己的百姓。而就是毓賢這樣的人，在同僚中居然還有清官的聲譽，難怪曹州百姓憤慨地說：與其要這樣的清官，還不如在一個貪官手下討生活呢！

探討“酷吏”變遷的歷史，我們自不必感嘆“哪怕酷吏也是越古的好”，這種感嘆復古意味太濃，也缺乏歷史的眼光。相反，任何一種酷吏都是我們要拒斥的，這才是今天的我們應該大聲說出來的。歷史的舊賬簿早就翻過去了。我們欣幸，這是一個公民意識覺醒的時代，這樣的時代應當是“酷吏”終結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