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家陳寅恪曾言：“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于趙宋之世?！倍鞣脚c日本史學界中認為宋朝是中國歷史上的文藝復興與經濟革命。

據統計，北宋稅收最高達1.6億貫，占當時世界經濟總量的80%，換算成今日的美元，則當時的人均GDp已超過1000美元。這樣就使得都城開封成為世界上最大和最繁華的城市。那么，北宋作為中國封建歷史上一個王朝，為什么能成為世界經濟霸主？

從北宋以前各代歷史來看，大都是重農重政重軍抑商，而宋朝是中國古代唯一長期不實行"抑商"政策的王朝。

宋朝自趙匡胤開創以來，即治坑礦、組織茶鹽開發。因而大量從土地中解放出來的農民投入商業經營和手工業生產中。民間經濟受到刺激，突飛猛進，創造了空前的財富，催生城市的繁榮。

宋代的貨幣形式與種類也很豐富。銅錢、銀錠是宋朝的本位貨幣。宋朝銅幣和鐵幣并用，有些宋幣含有合金成分。此外還有些銀質錢幣。宋代的錢幣無論是種類、數量上還是質量上都是中國古代歷史上最多最好的錢幣。特別是世界上最早的紙幣(交子)銀行的出現，更創新了金融管理體制！甚至銀行可以貸款、異地付款，就算是從近代來看都是非常先進的經濟管理體制。

宋交子

宋朝的立法也偏重了經濟。調整了歷代立法中重刑輕民的傳統做法，義利并重，相當重視經濟立法。法規內容涉及社會經濟活動的各個方面，專門設置了專賣法，如鹽法，酒法，茶法等法令，這對促進民間工商業發展至關重要。而且宋代的經濟法令，統一了國家與經濟活動者之間的利益分配問題，順應商品經濟的規律，是非?？茖W的法律法規，這些正確的政策導向使商業大潮興旺，商貿發展迅猛。

從手工業看，坑礦、茶鹽、造船、造紙、制糖、紡織、制瓷等都比唐代進步的多。宋的手工業除了產地擴大、產量增加以外，技術提高也是非常明顯。比如“糖冰”(冰糖)的生產技術、“單筒井”的開鑿、宋瓷的精良等，無不反應了技術的成熟和創新。而商業和手工業的興起，解放了大量受俘于土地的農民，使他們投入于商業、手工業中。

北宋時期就已經開始大量開采金、銀、銅、鐵、煤等礦藏，而且全國各地也出現了世界史上最早的制造工廠、加工工廠，如造船廠、造紙廠、印刷工廠、織布廠、火器廠，還有各地的官窯等等，可見當時的手工業之興旺是空前的！

早在北宋中國已懂得用燒煤煉鋼，大型手工業則雇傭幾百全職的產業工人，而政府的兩處軍工業聘用八千工人——這已經是重工業規模了！華北的鋼鐵業以1078年為例，年產達一百二十五萬噸的水平，而老牌資本主義英國，1788年即工業革命之始才不過年產七萬六千噸。

中國歷史上的重要發明，一半以上都出現在宋朝，其中火藥、指南針、印刷術、紙幣、垂線紡織，都得到大規模實際的運用，同時，還對瓷器工藝進行了重要改革，中國瓷器更加成熟，產品大量出口。航海、造船、醫藥、工藝、農技等也都達到了前所未有、后難比及的高度。

那么，北宋政府龐大的財政收入又是從哪里來的呢？這里有一組數字可以說明這個問題。

熙寧10年(1077)，北宋賦稅總收入共7070萬貫，其中農業的兩稅2162萬貫，占30%，工商稅4911萬貫。這個數字說明，構成國家財政收入主體的，已經不再是農業，而是工商業了，農業社會已經在開始向工業社會那邁進了。

宋朝獲得龐大的財政收入并不靠加重對農民的剝削，而是國民經濟飛速發展，工商業極度繁榮，生產力水平提高的結果。這是其他王朝所無法比較的！宋朝財政年收入最高是一萬六千萬貫，一貫差不多是一兩銀子，也就是大約一萬七千萬兩。

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中央政府廢除了坊市的界限，鐘鼓樓也不再有晨鐘暮鼓之聲，也就是說對城市生活的限制完全取消了。這就使得東京開封城的夜市日益興旺，宋徽宗年間則臻鼎盛。據《夢華錄》所述，北宋后期的開封城里，條件好些的市井人家“往往只于市店旋買飲食，不置家蔬”的，夜市要鬧到夜半三更，而消歇一時，“才五更又復開張”，即便寒冬風雪抑或陰雨滿天，也不停市?？磥恚袊鞘性谒未秃茏⒅匾股盍恕?/p>

從《清明上河圖》里也可以看出當時城市生活的多元化。譬如當時已有平民居所和貴族宅第的區分了，不少豪宅還租賃給赴京師游學的青年士子，并針對不同客戶有不同的房屋租賃，用今天的話說是細分市場;還有奢侈品商店，如畫中的“劉家上色沉檀楝香鋪”，賣的就是海運進口的高級化妝品和香料;氣派豪華的高級飯店，如“孫記正店”，不僅規模宏大，而且門前屋頂上都搭建了華貴的歡門彩樓，在這里，你能喝到東京最好、最貴的酒，八十文一角的羊羔酒和七十二文一角的銀瓶酒;開封城里的知名飯館很多，菜品亦豐，顧客可“任意索喚”，店內的小二也十分專業，“傳喝如流，便即制造供應，不許小有違誤”，上菜速度也快得驚人，“酒未至，則先設看菜數碟，及舉杯則又換細菜”;此外還可見到市場里大胡子說書人正興致勃勃地說書，四下圍觀者頗不乏人。

按照歷史學家黃仁宇的觀點，宋代在經濟方面取得了中國有史以來最為顯著的進步，造成一種現代經濟形態和物質文化生活的出現，但趙宋王朝的經濟發展與政治發展并不同體趨時，尤其是在整個社會準備未及之時，就“企圖以金融管制的技術作行政工具”，自然也就產生了日后種種矛盾之事。因此，在感慨《清明上河圖》的一紙寫盡千年繁華的同時，我們其實更該留心的，是張擇端在繁華背后的省思和擔憂，一個經濟高度發達、文化極其卓越的國家，如何最終在民物富庶中走向衰落荒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