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知識分子，只有兩條路可走，即入流還是不入流，“登科”還是“不登科”。是做官呢，還是如袁守誠一樣，做一個逍遙自在的民間高人？明代版西游第九回，算命先生袁守誠與涇河龍王打賭，看誰預測的下雨時間和雨量更為準確。結果龍王作弊，私自調整下雨的“天機”，被天庭問責。他只好求救于唐太宗，可太宗沒有兌現對他的承諾，致使其死亡。心有愧疚的李世民因擔心龍王冤魂不散，特意跑到大相國寺還愿，由此得以遇見唐僧，為西天取經開了一個頭。

可見，所謂的西天取經的壯舉，不過是由袁守誠與涇河龍王的一次打賭所引發的。故而，袁守誠被西游認為是所謂的“不登科的進士”——沒有做官，卻做了很大的事業——還是有道理的。大抵，袁守誠就是西游作者吳承恩的代言人，如同《儒林外史》中的杜少卿就是作者吳敬梓一樣。中國古代知識分子，只有兩條路可走，即入流還是不入流;“登科”還是“不登科”;是做官呢，還是如袁守誠一樣，做一個逍遙自在的民間高人？

吳承恩與吳敬梓，都是天賦異常之人，也都是因各種原因不做官的典型。可是，他們只不過是少數人。考科舉做官，對絕大多數讀書人具有一種天然的誘惑力，畢竟他們沒有太多別的出路。渴望著做官，始終貫穿著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的整個心路歷程，甚至整部中國古代史。可是，這種世俗的利益，并非所有人都趨之若鶩。《儒林外史》中的第一完人杜少卿，其家是當地的科舉望族，父祖輩都是高級干部。可他卻樂善好施，笑傲權貴，視金錢如糞土，跟著感覺走，最后散盡家產，一貧如洗，并遠離故土。但他依然歡歌笑語，至死不渝。

而“儒林”的作者吳敬梓也同樣如此，其祖輩有六人是進士，包括一個榜眼、一個探花。可是，他就是不走科舉之路。最終，吳敬梓與他筆下的杜少卿一樣，都成了世俗中“不可效此兒郎”的不肖子孫。而明代的吳承恩，他的科舉之路也如清代的吳敬梓一樣，蹉跎糾結，屢考不中。幸運的是，他有絕活，早在吳敬梓創作“儒林”兩百年前，就寫出了千古好書《西游記》。

不過，別看這些不做官的大家死后著作等身，爆得大名。可生前的凄涼與痛楚，又怎是后人所能想象的？《儒林外史》中的周進，參觀向往已久的圣地——省城貢院(明清鄉試的考場)——之時，突然鼻滴滿臉，興奮過度，以至于昏死過去，醒來還繼續號哭，滿地打滾，口吐鮮血。當時，周進頭發胡子都白了，考了幾十年，居然還只是一個最低等級的“童生”，連秀才都不是。范進更是加強版的周進，他在中舉之前，其岳父胡屠夫把他不當人看，時時挖苦他、羞辱他。中舉之后，年過半百的范進一頭栽進污水溝，差點瘋掉。

好在周進與范進最終還都考上了進士。而清初的蒲松齡，比周進、范進更慘，考了十幾次，都沒中個舉人，寫鬼故事便成了他最大的寄托。中國古代，不做官的知識分子，大致可分為兩類：一是以曹雪芹和吳敬梓為代表、家族底子很厚、曾經是高干子弟的人;一是如吳承恩與蒲松齡這樣、沒有走狗屎運中舉的中下層讀書人。還好這四位大師有著作流傳，讓人得以銘記。他們是極少數中了五百萬大獎的民間高人。而絕大多數的知識分子，則完全如周進與范進中舉前那樣，忍受極大的侮辱與煎熬，卻最終一無所獲。

吳敬梓作為“紈绔子弟”，徹底與祖輩為自己打下的基礎和圈子決裂，自覺地不受某種僵化圈子的羈絆，走上一條“隨心所欲不逾矩”的逍遙之路，與自己小說中的主人公一道，赤膊上陣，自斷后路，對科舉制度的條條框框，進行了瘋狂的反抗。壯哉。

吳承恩的家底與吳敬梓相比，幾近破落戶。但他筆下的四個主人公，似乎全都曾是“天潢貴胄”。八戒和沙僧不用說，皆曾為天庭的高級干部。唐僧也不差，至少是唐太宗的特使。悟空曾留學海外，從東勝神洲到西牛賀洲找須菩提老祖學藝，通過個人不懈努力和拼搏，獲得了天庭的承認，成為一方諸侯——齊天大圣。不管斗爭多么激烈，悟空還是去往西天取經，最終做了天庭的官員，但代價是戴上了金箍兒。不知吳承恩是羨慕唐僧四人，還是在看他們最終回天庭做官的笑話？

祖墳上冒了青煙，僥幸登科做官的讀書人，也有到后來心灰意冷、抓狂難受的，甚至有絕望透頂、一死了之的。極端者如明代大哲學家、西游大評家李贄老先生。此公官至知府，正當仕途頗為順坦之時，卻大罵官場，掛冠離去，瘋狂地批判儒家所謂的“道德”，對那些亙古不變的人情世故“拳打腳踢”，大大地宣泄了一番，最后在獄中割喉自殺。

不過，李贄這樣的“奇葩”，畢竟千年難出一個。中舉、入流，從來都是古代讀書人的終極價值。即便是“才子佳人，自是白衣卿相”的大詞人柳永，不也在“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之后，依然致力于舉業嗎？即便是“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酒”的李白，不也長久地等待著唐明皇的召見與重用嗎？即便文化水平稍遜的大佬松江，到頭來還不是一心向往朝廷，渴望登上天子的殿堂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