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6月，梅蘭芳剪掉了自己的辮子。此時距離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孫中山發布“剪發令”，已過去了3個月。梅的行動顯然稱不上積極，但相對身邊的其他人，卻已可算走在時代的前沿。比如，為梅管理服裝和處理雜物的“跟包”，無論梅怎么勸，就是死活不愿意剪掉辮子。梅只好趁他們睡覺的時候強行動手：

“我的跟包大李和聾子，我勸他們剪辮子，怎么說也講不通。有一天我只好趁他們睡熟了，偷偷地拿了剪子先把聾子的辮子剪掉。等他醒過來，感覺到腦后光光的，非常懊喪，把個大李嚇得也有了戒心。他每晚總是臉沖著外睡.好讓我沒法下手。結果，我趁他酣睡的時候，照樣替他剪了。……第二天他含著眼淚，手里捧著剪下來的半根辮子，走到上房向我祖母訴苦……過了好久，他談起來還認為這對他的身體是一個重大的損失。在當年是真有這許多想不開的人的。”①

清帝退位了，老百姓卻不肯剪辮子。這樣的情況，具有普遍性。在南京、上海這樣的大城市，很多人去掉了辮子，但未必皆是出于自愿。革命軍當年發起的強制剪辮運動，曾引起頗多民怨。在南京，1912年2月，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注意到：“(浙軍)帶著剪刀作為武器在南京各街道上游行，剪掉所有那些仍然蓄發的中國人的辮子。……南京人民對浙軍的暴行感到非常憤恨。”②同期，在成都、長沙、昆明等地，也因軍隊強制剪辮而引發了民眾恐慌，甚至發生了血案。再次一級的城市及鄉村，沒有革命軍的強迫，剪辮者更少。比如，云南軍政府于11月5日限令民眾5天之內剪掉辮子，但在騰越縣城，英國駐當地代領事史密斯觀察到：“公眾輿論對革命是冷淡的。人們沒有任何熱情……在街上很少見到剪了辮子的人。”③革命軍勢力甚大的浙江，也是同樣情形——在上虞縣，“自光復后，剪辮者寥寥”，雖經新政府一再勸喻，但“該處人民終觀望不剪”;在嘉興縣，竟有“頑民千人之眾，以反對剪辮為號召”，把積極推動剪辮令的官紳之家搗毀。④

事實上，民國成立后，相當數量的中國人，仍留了很長一段時間的辮子。1914年，赴美留學的胡適，收到來自家鄉安徽績溪的書信，信中說道：“吾鄉一帶，自民國成立以后，剪去辮發者已有十之九，其僻處山陬(如上金山、張家山、寺后十八村，并歙之內東鄉各處)，剪發者只有半數。”⑤在山西，直到1918年，閻錫山仍在大力推行“剪發”政策，派出政治實察員至各縣，逐級追查剪辮情況，縣促區，區促村，村促戶，縣區官員到村蹲點，警察下村巡查……至1919年，山西的辮子才算大致剪完。⑥1923年，上海廣益書局出版《中華全國風俗志》，對各地民眾留辮情況，也頗多介紹。如河北保定，留辮未剪者，“十居五六”;天津開埠雖早，但“蓄辮之惡俗，反較他埠為獨甚。無論上中下三等人，剪發者殆居最少數。”

遺忘”和“美化”，是民眾不愿意剪辮子的兩大主因

民眾不樂意剪辮子，與民眾遺忘了“薙發令”這段歷史，有很大關系。

據臺灣學者王汎森的研究，清人對“發”字的使用格外小心，尤其是一些成語如“一發千鈞”，更是極為敏感，“因為它令人產生一種聯想——以千鈞之重來形容一發，似乎是對‘薙發’政策的不滿”。清廷花了八十余年修纂《明史》，但這部巨著“從頭到尾未曾用過‘一發千鈞’或‘千鈞一發’”;《清實錄》里同樣找不出“千鈞一發”這個詞。⑧

“千鈞一發”這個詞都找不到，當然更不能指望留下“薙發令”這段歷史。事實上，經過近300年的遺忘，到晚清，這段歷史已僅限于在知識分子和革命黨當中流傳。(清廷也有意淡化這段歷史，默許臣民的辮子越留越粗。清初的“薙發令”，本只允許腦后留一小綹頭發，名曰“金錢鼠尾”;至清末，則已允許保留較多頭發。)一般無知識的普通漢人，則“已將剃發留辮當成自己民族固有的習俗加以遵行和維護”。⑨據溥儀的洋老師莊士敦講，有些滿人也已經忘了自己的祖先曾強迫漢人剃發留辮這段歷史，反而認為剃發留辮本就是漢人的習俗，故辛亥時，有滿人割了辮子對“革命”表示抗議。⑩錢穆生于清末，甚至一度不知道清朝皇帝乃是滿人——“伯圭師隨又告余，汝知今天我們的皇帝不是中國人嗎？余驟聞，大驚訝，云不知。歸，詢之先父。先父云，師言是也。今天我們的皇帝是滿洲人，我們則是漢人。”——錢穆是幸運的，他的老師錢伯圭是一位革命黨人。(11)

但僅僅是“遺忘”，還不足以解釋那些對“剪辮令”的暴烈反抗。1912年7月，在清帝退位半年之后，山東都督周自齊派了宣傳員前往昌邑縣勸導民眾剪辮。在縣衙門口舉行的宣講會上，宣傳員公開剪掉了當地兩位鄉紳的辮子。次日，被剪了辮子的鄉紳聚集民眾，公然打殺了二十七名“無辮之人”。(12)這種暴力背后，顯然有著某種對“辮子”的強烈認同在其中。一種可能的解釋是：虐待里發現快感，奴役中尋出美來。時日長久，這樣的事情難免發生。人類文化史上也不乏先例。具體到“辮子”問題，辜鴻銘可算一個典型。辜當然不會不知道“辮子”承載著一段黑暗的奴役史，但他仍把辮子推為“國粹”。他的解釋是：“孔子曰：微管仲，吾其披發左衽矣！我今亦曰：微曾文正，我其剪發短衣矣！”(13)——太平天國對“辮子”的恨，成就了辜鴻銘對“辮子”的愛;太平天國“丑陋的長毛”，讓辜鴻銘不惜美化腦后的“辮子”。當然，天平天國其實只是誘因，起主導作用的，仍是文化心理的異化。

注釋

①梅蘭芳，《梅蘭芳自述》，安徽文藝出版社，2013.，p89-90。②朱爾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1912年2月9日。收錄于《英國藍皮書有關辛亥革命資料選譯》(下)，中華書局，1984，p443-445。③代領事史密斯致格雷爵士函，1911年11月20日。收錄于《英國藍皮書有關辛亥革命資料選譯》(下)，中華書局，1984，p231。④沈航，《辛亥革命后的剪辮與留辮問題研究——以浙江省為例》，《浙江學刊》2013年第3期。⑤《胡紹之等致胡適的信》，《辛亥革命史叢刊》(第一輯)，中華書局，1980年，第222頁。⑥閻錫山，《呈大總統籌補山西人民生計，先辦六政，特設考核處暨辦理情形文》，1918年5月25日。⑦胡樸安，《中華全國風俗志》，氣象出版社，2013，p412;p407。⑧王汎森，《權力的毛細血管作用》，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p385。《清實錄》中僅不慎出現過一次“一發千鈞”。⑨沈航，《辛亥革命后的剪辮與留辮問題研究——以浙江省為例》，《浙江學刊》2013年第3期。⑩金滿樓，《門檻上的民國》，新星出版社，2013，p250。莊士敦的回憶有一定的可信度，王汎森也同樣認為：當時，“不只漢人不清楚明代歷史的真相，滿人對自己的歷史也不清楚”。(11)錢穆，《師友雜憶》，東大圖書，1983，p34。(12)王霞亭，《憶昌邑縣“五·一八”慘案》，收錄于《文史資料選輯第1輯》。(13)《張文襄幕府紀聞·不排滿》，收錄于《辜鴻銘文集》，海口出版社，1996，p4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