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皇帝與孝誠仁皇后的嫡子愛新覺羅·胤礽剛滿周歲就被立為太子，他也是歷史上最后一個公開冊立的皇太子。胤礽從小就在康熙身邊長大，康熙帝對其寵愛不言而喻，然而最終康熙帝兩次廢了太子。

康熙為什么兩次廢掉太子胤礽

胤礽是康熙帝自己親自帶著長大的孩子，康熙帝也對這個孩子給予了很高的期望。幼年的胤礽也不負康熙帝的期望，努力學習，刻苦鉆研，很多他的老師都對他有高度的評價，認為自己的學識比不上皇太子胤礽。胤礽稍大一點了，還能為康熙帝分憂，這讓康熙帝更是以胤礽為驕傲。

然而，隨著胤礽的逐漸長大，養成了很多壞的習慣，嬌蠻無禮。對此，康熙帝也有所忌憚，痛心的廢了胤礽的皇太子之位。但康熙帝對于胤礽還是有很多的感情，在廢了胤礽皇太子之位后，又第二次立了胤礽為皇太子。皇太子卻仍像以前那樣。最終，康熙帝狠心的再一次將胤礽皇太子之位廢了，所以在歷史上，胤礽又叫廢太子。

沒有處理好皇帝與儲君的矛盾

當時處于八和碩貝勒共治國政向中央集權過渡時期，預立儲君，包括皇帝、滿洲貴族和儲君本人都一時無法適應這種新的情況。比如，實行儲君制度，就應當堅持儲君不御政。皇太子御政，必然引發皇太子與皇帝的權力沖突。皇太子御政，必然從中植成黨羽，與皇權相爭。康熙帝一方面改革前代的皇位繼承制度，建立儲君;另一方面又讓太子領兵從政，派皇太子和其他皇子參與各種軍政事務，其本意是鍛煉和培養皇子，讓他們為國家建功立業。皇太子權勢的增長侵犯和威脅了皇權。無形中朝廷里似乎要出現兩個中心，至高無上的皇權受到侵犯。康熙帝事與愿違，陷入旋渦，遭到失敗。

沒有處理好太子與皇子的矛盾

明朝諸王“列爵而不臨民、食祿而不治事”，清朝諸王“內襄政本、外領師干”，這樣太子與皇子便發生矛盾。康熙帝本意是培養教育皇子，卻使他們增長了對權力與財富的欲望。這不依康熙帝的意志為轉移，也不是皇太子主觀意志所決定的。諸皇子成人之后，賜封世爵，分撥人口，建立府第，設置官署，對內臨政，對外領兵。各自所屬人員又“各庇護其主”，甚而糾集黨羽。這本身就容易與皇權產生某種矛盾。如果設立皇太子，其地位高于諸王，近于皇帝，又必然為諸皇子所不容，使矛盾更趨復雜。康熙帝兩立兩廢皇太子，既是皇帝與儲君矛盾，也是太子與皇子矛盾尖銳化的集中表現。

無法解開皇位繼承制度的死結

清朝立儲制，為康熙帝所創，雖思之久遠，卻事與愿違。這不是康熙帝無能，而是皇位繼承制結下的苦果。后來雍正帝的“秘密建儲制”、慈禧太后的“懿旨立儲制”，都不能解開皇位繼承制度的死結。6歲的同治、4歲的光緒、3歲的宣統繼承皇位，說明清朝已經走進“家天下”的死胡同。以民主共和制取代封建君主專制，才是歷史之趨勢、世界之潮流、時代之必然、民眾之所望。

廢太子胤礽心理變態？

生母孕期焦慮或為先天原因

胤礽生于康熙十三年(1674年)五月，其生母赫舍里氏懷孕的后一階段，也是胎教最重要的時期，恰值三藩之亂初起，清廷備感窘迫之際。面對這種相當不利的形勢，赫舍里氏的復雜心情，恐怕要超過后宮的所有人。由于她的頭生子承祜已夭折，康熙帝曾為此深感痛惜，所以，再次生子，便是赫舍里氏身為皇后的首要職責，亦為康熙帝、孝莊太皇太后期盼之至。如果康熙帝重新有了嫡嗣，將在與三藩的力量對比中增加清朝實力，而赫舍里氏也可因此而進一步鞏固其中宮地位。可是，如果此次生下公主，則將使她愧對夫君與太皇太后，留下終生遺憾，再次生子，故形成較重的心理負擔。赫舍里氏在孕期的緊張、焦慮心態，對于胎教不利，而這種情緒會對胎兒產生一定影響。允礽稟性暴躁，或許有此先天性因素。

赫舍里氏生下胤礽時，年方22歲，此前已曾生育，這次卻因難產去世，不能排除她在孕期過重的心理負擔所產生的負面作用。

寵溺促成暴虐

胤礽不滿兩歲，被冊立為皇太子，從此處于極尊地位。康熙帝對他疼愛之至，無人敢對他指責一字，無不竭力加以奉承。胤礽14歲前，曾祖母孝莊雖然健在，但年高多病，已不能像培養孫兒康熙帝那樣，親自督教曾孫。在這種極為特殊的成長環境中，胤礽從小養成極強的優越感，目空一切，認為除皇父康熙帝外，一切人皆不如己，應在自己的支配之下。他無法承受挫折，不能容忍任何不如意之事，否則便大發雷霆，通過攻擊、虐待、傷害他人來發泄不滿，甚至以此為樂。這使胤礽逐步產生了很強的權力欲望及濫用權力的習性，而在生活方面享有與皇帝等同甚至有所超越的待遇，又使他自幼具有對物質財富的強烈占有欲，養成揮霍無度的作風。這是胤礽殘暴、貪婪的思想根源。缺乏限制的權力以及為其所任意索取的財富，徹底腐蝕了他的身心，促使其性格中的兩大弱點愈益彰顯。一方面，原有的暴躁、焦慮等個性特征更加突出，另一方面，本已較差的心理承受力，進一步降低，精神極為敏感、脆弱，變態心理由此萌生。

康熙對惡行視而不見

康熙帝對于胤礽的培養，存在很大偏差。他對允礽的惡劣品行視而不見，對其缺點百般包容，但又最大限度地滿足胤礽的奢求，“以感悅其心，冀其遷善也。”《清圣祖實錄》卷251，康熙五十一年十月辛亥。然而，康熙帝又對胤礽在滿漢文化知識方面的學習抓得很緊，希望他能夠讀書明理、文武兼通、寬仁孝悌。可是，胤礽在知識學習上大有長進，令人欣慰的同時，其貪婪、自私、殘暴、為所欲為的思想作風，也在惡性發展。應當說，康熙帝對于胤礽的這一嚴重問題，并非毫無覺察，但只是幻想通過讓胤礽學習知識，特別是學習儒家修齊治平之道，使之感悟，改正其惡行。同時，他又以胤礽具有較高的滿漢文化素養，“其騎射言詞文學，無不及人之處”，《清圣祖實錄》卷234，康熙四十七年九月己丑。來安慰自己，以減輕他對胤礽畸形發展的憂慮。這種自我欺騙的做法，只能加速悲劇的來臨。

文化差異造成精神壓力

滿漢傳統文化的交互作用下形成的特定氛圍，也對胤礽造成巨大的精神壓力。

胤礽僅僅憑依嫡長子身份而獲儲位，這同滿族傳統政治理念并不相符。在仍然受到滿族傳統文化影響的滿族宗室王公內心深處，原本即對根植于漢文化土壤的皇太子角色，感到陌生，并抱有一定抵觸心理，只是由于皇權強固，康熙帝決意實施這一制度，他們惟有服從而已。而皇太子胤礽性格作風上的突出弱點，促使他們進一步產生對嫡長子皇位繼承制的懷疑，加重他們對于這一制度最大獲利者——儲君胤礽的反感。康熙十四年(1675年)建儲后陸續出生的眾皇子(皇長子允禔除外)，更因皇太子胤礽的存在，剝奪了他們競爭皇位的權力與機會，直接損害到其切身利益，因而對胤礽產生不滿與妒忌。加之胤礽對眾兄弟欺壓凌辱，部分年長皇子中終于形成反太子派。

復得儲位已成驚弓之鳥

胤礽的儲位失而復得后，因反太子力量仍然存在，對其威脅日重，他重新成為眾矢之的，同反太子派的對立更加尖銳。這種情況下，他的心理變態，亦即康熙帝所言“狂易之疾”，絕無可能去除，只有進一步加重。為了發泄自己的壓抑、怨恨與不滿，他毆打凌辱屬下人員，達到歇斯底里的程度。他懷疑周圍的一切人，甚至其手下一個小太監“如廁，皆遣人伺察”。對此，康熙帝感嘆道：“以此觀之，當無處不留心伺察者矣。”《清圣祖實錄》卷251，康熙五十一年十月辛亥。這一典型事例，恰恰表明胤礽在皇權與反太子派勢力的夾擊下，有如驚弓之鳥，惶惶不可終日。因時刻擔心失去儲位，胤礽長時期處于焦慮之中，逐漸對所有人都失去信任，予以敵視，并以施虐他人的方式，發泄對諸皇子及王公大臣的怨恨，尋求心理上的平衡。

康熙帝所以稱胤礽“竟類狂易”，另一重要原因是他做出一廢太子的決定后，情緒波動很大，思想斗爭激烈。所謂胤礽因患有狂疾才如此盡失人心，這本是一個難以自圓其說的詮釋，卻使康熙帝能夠從中獲取一些心靈慰藉，得到部分精神解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