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越秀山原廣州美術館碑廊大門側面有一塊石碑，上面寫的都是法文，大意是，該碑是為1860年~1861年為法蘭西死亡的海員而建立的。他說，這有可能是英法聯軍入侵廣州的重要歷史物證。

溫先生是廣州市民，家就住在越秀山附近，他和家人經常爬越秀山鍛煉身體。2月份，溫先生的兒子告訴他，在越秀山上廣州美術館大門內看到一塊石碑，石碑上面都是外文，看上去不是英文，也不知道寫的是什么內容。

好奇的溫先生來到兒子所說的地方，拍下碑文，還親自丈量了一下。這塊石碑長約2.3米、寬約1.3米，是麻石碑，上面的年份是1860年~1861年，距今已經有150多年歷史了。

市民懷疑是士兵墓碑

碑文上的時間為150多年前。

溫先生說，碑文看上去應該是法文，他把碑文發給了一個懂法文的同學，同學回復說，這是一塊墓碑，碑文上面寫的內容大致是，這里埋葬的是法國士兵。

“碑文的時間剛好就包含了第二次鴉片戰爭的時間，這會不會是英法聯軍入侵廣州留下來的歷史物證呢？”溫先生不解地說，如果這塊石碑原本就在這里，說不定這里就是法國士兵的墓地。這么重要的歷史證物為什么會被這樣擺放在草叢中呢？

墓碑或來自深井一帶

深井島曾被清政府指定為安葬外國人的墓地，被稱為“法蘭西島”。

廣州博物館研究員陳鴻鈞說，廣州博物館仲元樓展區(原廣州美術館)碑廊入口處有一方法文墓碑，麻石質，形制完整，放置于亂石雜草中多年。日前，博物館招聘了一位法語專業的員工對碑文進行翻譯，大致是，該碑是為1860~1861年為法蘭西死亡的海員建立的。

陳鴻均說，該碑據說從廣州東郊黃埔某地移交給廣州市文管會，再由文管會(今廣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調撥給廣州博物館。不過，由于時間久遠，移交時既無經事人，又乏詳盡檔案說清楚來龍去脈，所以，關于該碑的原在地方及相關內容，現在亦不甚明了。

當年，清代廣州黃埔長洲、深井一帶水深港闊，為粵省大關之所在，所以當時有規定：“凡載洋貨入口之外商船，不得沿江灣泊，必須下錨于黃埔，并不得在別地秘密將商品販賣。”(W.C.Hunter：《The“FanKwae”at Canto》)。黃埔港為外洋船舶進入廣東的首泊地，所以，此處商賈云集，帆檣林立。外籍海員到達后，無不由此登陸，租房生活，停留等待。

黃埔港對岸的長洲島和深井島被清政府指定為安葬外國人的墓地。有資料說，長洲島被稱為“丹麥人島”，深井島被稱為“法蘭西島”。因而陳鴻鈞推測，現在發現的法文墓碑原來應該在黃埔的深井島，是為法蘭西海員集體墓地而刻立的墓碑。

碑文所指法國海員死因成謎

陳鴻鈞介紹，該碑是為海員而立。1856~1861年是中英、中法第二次鴉片戰爭的時段，自1857年12月29日廣州失守，1857年1月5日粵督葉名琛被擄之后，廣州除了鄉勇團練等進行局部抗擊和襲擾外，再無大的戰事。英法聯軍占領廣州后，組織以巴夏禮為首的“聯軍委員會”，扶持原廣東巡撫柏貴，在聯軍委員會指揮和監督下繼續行政，重要城關汛口由聯軍把守。1860年10月《北京條約》簽訂后，英法聯軍按照條約的規定，于1861年10月1日從廣州撤出。

該墓園所葬法國海員的人數不得而知，因何原因而死也是個謎。在廣州戰役中，關于英法聯軍的死傷人數，中西記載不一。

廣州博物館另藏有一方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死亡英軍的墓碑，該碑原嵌于越秀山舊城墻上，上面記錄的死亡者共17名，年齡最大的37歲，最小的19歲。此英軍墓碑說得很明白，該17名軍士死于1861年廣州駐地。此碑與上述法國海員墓碑類似，可相互比讀。

反侵略斗爭

無處不在

據史料記載，英法聯軍侵占廣州后，“拆毀民房，擄掠子女，恣睢暴戾，無所不為”(清咸豐年間《籌辦夷務始末》)。面對國恨家仇，有反侵略斗爭光榮傳統的廣東人民不但采取公開的、集中的方式進行斗爭，也采取秘密的、分散的斗爭方式打擊敵人。公開的斗爭主要在《天津條約》簽訂以前，而秘密、分散的斗爭則自從“亞羅號事件”發生以后不久就沒有停止過，一直堅持到英法聯軍退出廣州。

有許多廣東人民秘密斗爭的事例被史料記錄下來。法軍侵略頭子葛羅在給兩廣總督桂良的照會中稱：“該處人民，遇獨行外國兵丁，即時斃命。”侵略者的《西人日報》上曾載：1858年1月，英國人在香港僻野地方，隨時會遭到廣東人民的襲擊，以致“英人不敢再外私行”。英國侵略者在黃埔地方豎了一面大旗，到了夜里，就被廣東人民將繩子割斷，毀掉旗幟。7月2日，法國強盜從輪船登岸，忽然被困，其中兩名強盜奪圍而走，“一人在后，頭與手皆被割去。”一名英國海軍軍官，在一個鄉村里被包圍，并在他的士兵面前被砍了頭。

陳鴻鈞說， 以上史料足以證明人民秘密反侵略者的斗爭無處不在，給敵人以極大的打擊，侵略者頭目包令不得不承認“我們現在正吃著戰爭的惡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