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辛亥紀念在即，市場上研究清末新政的圖書逐漸多了起來。在眾多的圖書當中，我發現兩岸三地共同出版的李剛先生的《辛亥前夜：大清帝國最后十年》一書頗為特別，它以晚清帝國最后的十年(1901-1911)為觀察時限，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現了晚清風云和諸多人物的活動場景。這些人，從地方督撫到中央大員，從落魄的公車舉子到涉足外洋的海外學人，從視死如歸的革命者到割據一方的地方實力派，從慈禧、光緒、載灃以至宣統時代的王室成員到李鴻章、袁世凱、張之洞等一個個活躍的漢人閣僚等，不一而足。更有意思的是，這些活躍在帝國舞臺上的各色人等，在作者靈動的文字和抽絲剝繭的筆鋒下，一個個均神韻勃發并彰顯了一些不為人知的另一個側面。

“老佛爺”慈禧，在后人看來莫過于帝國最為陰毒可怕、最為愚昧顢頇的女人了！“女人禍國”，多是人們對她與女皇武則天的評價。即便在她離世后，人們也多不改對她的負面評價，反而日益加深了對慈禧的厭惡，加重了對光緒的同情。但在作者筆下，慈禧并非一個老態龍鐘的帝國執政者，而是頭腦清醒，執事剛毅，頗有挽大廈將傾的氣勢和魄力。

“復雜”的慈禧

慈禧離世的1908年，乃清光緒三十四年。如果將此年份安放在整個動蕩不安的晚清歷史“大變局”之中，這并非是一個特殊的年份。因為，往前八年，是整個華北地區侵擾不安的反洋教斗爭與義和團運動，以及緊隨其后的八國聯軍的侵華戰爭;再往后的三年，是起于武昌并致滿清大廈傾覆的辛亥革命。但是，就是這看似并不起眼的年份，卻注定在中國法制史上要寫下一筆。該年的8月27日，中國歷史上的第一部憲法性質的綱領性文件——《欽定憲法大綱》——誕生了！

《欽定憲法大綱》與其說出自垂死的滿清朝廷，毋寧說來自于當朝實際的最高統治者慈禧之手。盡管它強調了“大清帝國萬世一系，永永尊戴”的旨意，但是它也附著了一個中國版的《權利法案》，規定：“臣民于法律范圍以內，所有言論、著作、出版及集會、結社等事，均準其自由。”問題來了——這個“老妖婆”為什么在臨死之前還要做出這樣驚天動地的舉動？是良心發現，還是“人之將死，其‘舉’也善”，甚或是為了挽救自己日益敗壞的名聲和奄奄一息的晚清朝廷呢？

理性和憤青，是人們對待歷史的兩種態度。我知道，在當前的語境中，如何客觀地評價慈禧，這是需要勇氣的，否則就要被冠以“翻案”的嫌疑。研究具象的歷史人物，要想剝去被后人強加上去的或神圣或卑鄙的外衣，只有將他們還原到具體的歷史環境中，才有討論的前提和考察的意義。擺脫情感和道德的因素，這是評價包括慈禧在內的諸多歷史人物亟待解決的問題。

慈禧是個復雜的人。恰如李剛所言，慈禧“首先是一個嗜權如命的統治者”和“善于玩弄權術的宮廷貴婦”。試想，在男人占主導地位的宮廷斗爭中，一個皇族女人不懂政治、不甚精明意味著什么，結果可想而知。慈禧是靠“辛酉政變”、扳倒了顧命八大臣起家的。當政期間(1860-1908)，雖然后期還政光緒，但是大多數時間里她還是晚清決策的核心人物。在其執政時期，面臨內憂外患，她實現了君臣和衷共濟，滿漢一家。19世紀60年代興起的洋務運動，歷史學者很少提到慈禧，但這項近代化運動無疑得到了慈禧的首肯，因為在集權體制下，沒有最高掌權者的實際支持和理解，革新措施無從談起。可以說，沒有慈禧，就沒有洋務運動，當成定論。戊戌維新呢，說她是殺害“戊戌六君子”的“劊子手”，確是事實，但說慈禧從一開始就不支持變革，完全是帶著“有色眼鏡”說話。光緒下詔廢八股時，就遭到了守舊派大臣剛毅的阻撓。他隨即去頤和園請慈禧支持。光緒五月初二去頤和園，初五就得到批準。這是慈禧支持新政的一個典型體現。維新導致百日夭折的結果在于維新黨人的急躁冒進，逼迫慈禧走向了對立面而已。

比康有為“走得更遠”

晚清新政十年，從簽訂《辛丑條約》的1901年算起。一年前的1900年，慈禧縱容義和團導致京城“人頭滾滾，尸積如丘”的慘狀，確實是其一生“罪不容誅”的證據之一。用義和團來排外，這是慈禧的利令智昏所在。她輕信了剛毅等人的胡言亂語，也有逞“滅殺洋人囂張之氣”的一時之勇，但就此說她僅有“婦人之見”恐非事實。但隨著“法術不破金身”等“謊言”的破滅，慈禧清醒了過來，義和團很快也從“執干戈以衛社稷”的“義民”回歸為“妖言惑眾”的“拳匪”，成了八國聯軍與清軍的共同敵人，身份轉變之快，外界始料未及。第二年的1月7日，驚魂未定的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在新任直隸總督袁世凱的陪同下，從保定回到了一片瓦礫的北京城。

慈禧在“西狩”之中就已經反思自己的行為了。是被打怕了，還是幡然醒悟了，史家每個人有自己的解釋。總之，清朝隨后推進的每一項改革，都是在慈禧的關照和默許下逐漸推進的，其中的許多措施，不僅實現了百日維新的目標，而且完全超過了當時康梁的膽識。例如：

1900年12月，慈禧以光緒名義發布《變法詔書》：“世有萬古不易之常經，無一成不變之治法……總之，法令不更，錮習不破，欲求振作，當議更張。”其改革內容為“參酌中西要政，舉凡朝章國政，吏治民生，學校科舉，軍政財政，當因當革，當省當并，或取諸人，或求諸己，如何而國勢始興，如何而人才始出，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備始修”。并說“誤國家者在一私字，困天下者在一例字”，這對官僚大帝國的批評可謂切中肯綮。慈禧晚年的這番振作革新，往往被教科書一筆帶過。

1901年7月，清廷明令改總理衙門為外務部，班列六部之前。12月，破除滿漢不通婚禁令，禁止婦女纏足。

1905年9月，清朝廢止綿延了1300多年的科舉制。12月，下達“考察政治諭”，派載澤、端方等五大臣“分赴東西洋各國考求一切政治”。

1906年9月，慈禧發布立憲詔書，這是其一生可能最具重大意義的決定。慈禧同意仿照日本實行君主立憲，似乎有些出人意料，但此舉在慈禧看來，可使君權永固。

1907年8月，宣布籌備在中央設資政院，各省設諮議局。

1908年8月，《欽定憲法大綱》頒布。

可見，帝國最后十年的新政改革，內容包括教育、經濟、法制、軍事、政體等諸多領域，其廣度與深度都遠遠超過此前康梁的戊戌維新……只是，歷史給慈禧的時間已經不多了。在這個憲法大綱頒布的兩個月后，光緒和74歲的慈禧相繼死去。

“新政”未過“保路”關

美國的政治學者亨廷頓曾經說：“處于權威危機中的統治者將會迅速地變成真誠的改革者，他對改革的真誠來源于他對保住權威的真誠，保住權力的真誠。”經過歷次戰爭洗禮、列強的欺凌、沸騰的民怨、革命黨人的起義以及立憲派的改革驅動，我們似乎沒有理由懷疑由晚清上層推動的新政改革的真誠，但問題是，改革的最終結果為什么反而換來清帝國大廈的瞬間傾塌？

原因有二。其一，在于中央無強力人物，政權出現真空化。慈禧突然死亡后，“王朝失去了一個最能干的人物”，“失去了維系這個解體的國家的強手。”攝政王載灃是個什么樣的人呢？“有書有富貴，無事小神仙”，這是載灃寫過的一副對聯，也是他性格的寫照。其胞弟載濤這樣評價他：“遇爭優柔寡斷”，“做一個承平時代的王爵尚可，若仰仗他來主持國政，應付事變，則決難勝任”。就是這個載灃，唯恐大權旁落，極力防范袁世凱坐大，將他排斥出去，政治真空由大批從日本歸來的軍事留學人員填補。殊不知，這些年輕人更容易接受革命思潮的影響，并不能效忠帝國，甚至在成為軍方高級將領之前，他們中的很多人就已經接受了孫中山的革命排滿學說了。

其二，改革過于激進。用通俗的話說，就是步伐“太猛”。因為受局勢的刺激，無論是民間的立憲人士還是朝中的官僚，他們的立憲主張變得陡然激進起來，開始向政治改革的主持者施加前所未有的壓力。在日俄戰爭后，清帝國先是派五大臣出洋考察，接著又頒布了《欽定憲法大綱》，確定了9年的預備立憲期，日本一個小國都花了20年的時間醞釀才出臺了一部帝國憲法，中國這樣一個大國卻想用九年時間過渡到憲政國家，這無疑是一個激進的改革方案。然而，排滿主義的革命派已經連9年也等不及了。

總之，當權力出現真空之際，一個小小的“保路”竟然升級為政治沖突，最終釀成了民變并導致了武昌起義的爆發。激進與真空，使“保路”成了壓斷帝國命運的最后一根稻草。新政的失敗只是告訴人們一個“不改革則死，改革遲亦亡”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