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東軍好像一個強力高壓電源，我好像一個精確靈敏的電動機，吉岡安直就是傳導性能良好的電線。

這個高顴骨、小胡子、矮身材的日本鹿兒島人，從一九三二年起來到我身邊，一直到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投降，和我一起被蘇聯俘虜時止，始終沒有離開過我。十來年間，他由一名陸軍中佐，步步高升到陸軍中將。起先，他的身分只有關東軍高參，從一九三四年起又增添了一個“滿洲國帝室御用掛”的官銜，這個官職是日本的名稱，據說意思好像是“內廷行走”，又像是“皇室秘書”，究竟應當譯成什么合適，我始終也沒有認真去查問過。這也沒有什么關系，因為它的字面含義無論是什么，都不會說明吉岡的實際職能的。他的實際職能就是一根電線。不過，這職務一連干了十幾年，也必須有他的本事。

有的書上說，吉岡是我在天津時的好友，后來他當了關東軍參謀，正好這時關東軍要選一名帝室與關東軍之間的“聯絡人”以代替解職的侍從武官石丸志都磨，覺得他最為合適，因此當選。事實上，我在天津時有一段時間，經常聽他給我講時事，談不上什么好友，他被派到我這里當“聯絡人”，也不是先當了關東軍參謀才恰逢其時的。如果說他是溥杰的好友，倒有一半是真的。偽滿成立之后，溥杰進了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吉岡正好在這學校當戰史教官。幾乎每個星期日，吉岡必將溥杰請到他家做客，殷勤招待，培養了“友情”。不久，溥杰就聽吉岡透露出關東軍有請他到我這里任職的意思。那時他曾表示，如果他不作為關東軍的高級參謀而來到滿洲，他就不想干，因為忠島比多吉(任“執政府”的咨議)和石丸志都磨都由于沒在關東軍里扎下根，所以全沒站住腳。

后來，他果然以關東軍高參的身分來到我這里充當“聯絡人”來了。他在未上任之前，先請溥杰到他家去做客，請溥杰寫信把這消息告訴我，并且說希望我能預先為他預備好一間辦公的屋子。我接到溥杰的信，因為早知道他對溥杰的殷勤照顧，“九·一八”事變前他叫溥杰透消息給我的事當然我更不會忘記，我覺得吉岡對我不壞，于是欣然照辦，在他還沒到長春之前，就給他把屋子預備好了。這件完全多余的舉動，過了許久之后我才明白，原來他這是有意給關東軍看的。他在關東軍眼里既有和我的不平凡的關系，在我的眼里以及其他“日滿官吏”眼里又有關東軍高參這張老虎皮，自然就左右逢源，得其所哉了。

吉岡很喜歡畫幾筆水墨畫。有一次，他畫了一幅墨竹，請鄭孝胥題了一首詩，又請我題了幾個字(什么字，早已忘了)，然后帶到日本，送給了裕仁的母親——日本皇太后。不久，這幅畫在日本報紙上刊登了出來，并稱譽吉岡為“采筆軍人”。吉岡的藝術聲名是否就從這次出現的，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指望這幅畫帶給他的，并不是什么“采筆軍人”的稱號，卻是比這稱號更有價值的，位于日“滿”皇室之間的身價。我從日本訪問回來，日本皇太后和我有了經常的往來，不斷互相饋贈些小禮物，“聯絡人”就是這位吉岡。從那次他送了墨竹之后，東京與長春的往來就更加頻繁了。

他大約每年都要往返東京幾次，每次臨走之前，總要叫我做點點心之類的食品，由他帶去送給日本皇太后，回來時還帶回日本皇太后的禮物，其中必不可少的是日本點心。那位老太太和我都閑著沒事，我們又都有現成的做點心的師傅，彼此送來送去也都不費什么事。不過由于我的疑心病，吉岡每次帶回來的點心，我總是叫別人先吃，我才敢吃。

當然，吉岡每年一次往返于日“滿”皇室之間，這決不是他的擅自專斷，但每次往返的內容，我相信主要是由于他的獨創設計。比如有一次，他看見了我的四用聯合收音機，忽然像發現了奇跡似的問我：

“這個機器也能Record(錄音)？”

他的中國話不大好，但我們交談起來還不困難，因為他還會點英文，程度和我也差不多，我們平時就中國話夾著英文，同時又用筆談幫忙，倒也能把意思說清楚。

“Record是大大的好。”我說，并且拿出一片錄音片試給他看。

“好，好！”他高興地笑著，看我安好片子，便說，“我教陛下幾句日本話說說吧！嗯——我祝天皇陛下身體健康……”

我照他說的日本音說一遍，“我祝天皇陛下身體健康……”這句話錄到唱片上了。他把那唱片放送了兩遍，滿意地拿了起來。

“好，這次我到東京，嗯！把它貢給天皇陛下！”

吉岡說話，總帶幾個“嗯！哈！”眼眉同時一挑一挑的。這個毛病，越到后來越多，我覺著越不受用。和這種變化同時發生的，還有他對于我們之間的關系的解釋。

一九三四年我訪問日本，日本皇太后給我寫了幾首和歌，那時吉岡的話是我最順耳的時候。

“皇太后陛下等于陛下的母親，我如同陛下的準家屬，也感到榮耀！”

他那時對溥杰說：“我和你有如手足的關系。我和皇帝陛下，雖說不能以手足相論，也算是手指與足指關系。咱們是準家族呀！”

但是到一九三六年前后，他的話有了變化。這時他每天必到，我接見外國人時有他在旁“侍立”，他認為我該對什么人講些什么話，也由他預先寫好，由我照本宣科，每年一次“軍管區司令”會議或“省長”會議，那是必定要叫我講一次話，以示“鼓勵”的。在他寫好的臺詞上，免不了的是這類“協和語”：“努力日滿親善，作皇軍的一翼”，“一心一德，達成大東亞圣戰”，“斷乎支援親邦圣戰”，等等。我可以見什么人、不可以見什么人，都由他決定。關于我祭祀祖先的事，關于各處陵寢的管理，田莊收入的處理，北京家族誰能來看我，他一概都要管。外邊寄給我的信件，一律要先經過他看，起先，我還能看到外面寄來的信，帝制以后，一封也沒有了。他這時最常說的話就是：

“日本猶如陛下的父親，嗯，關東軍是日本的代表，嗯，關東軍司令官也等于是陛下的父親，嗯！父親的意思是要聽的！哈！”

日本軍隊前線景況越壞，我在關東軍和吉岡面前的輩分也越低，后來他竟是這樣說的：

“關東軍是你的父親，我是關東軍的代表，我是拿你當做自己的子侄看待的！嗯！”

有的書上說，吉岡和我的關系極親密，這話也許是根據我對他的言聽計從，向來不敢違犯一句說的。這也是實情，原因就是我就怕關東軍懷疑我，而關東軍是靠吉岡來了解我的。

“七七事變”后，關東軍對我的監視特別加緊，如限制關內親戚來長春，檢扣我的信件，等等，原因是防止我和北京天津的王公舊臣們聯結起來，共謀在關內復辟，這是不符合他們分而治之的方針的。其實，這時我已經不敢存這個幻想了。

吉岡后來每天進“宮”極為頻繁，也并沒什么非談不可的事必須見我。有時來了不過十分鐘就走了，走了不到五分鐘又來了。去而復返的理由都是很不成道理的，比如剛才忘了說一句什么話，或者忘了問我明天有什么事叫他辦，等等。因此，我不能不疑心，他是成心想用突然襲擊的辦法來查看我在干什么的。

我應付他的辦法，就是只要一聽說他到，我立即接見，盡力減少他等候的時間，免他起疑心。甚至他來時正趕上我在吃飯，我也立刻放下飯碗去見他。對于他，我算做到了“一飯三吐哺，一沐三握發”的程度。

后來，我每次和他見過面之后，總是提心吊膽，不知其用意何在。因此，當他一走，我必拿出銅錢來算一次卦，算算這次見面給我帶來的是吉是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