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貢》是古代較早的山水調查結晶，最早提出“九州”說。宋人根據《禹貢》繪制《禹貢九州山川之圖》。

中國古代社會調查，是指中國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的社會調查，包括夏、商、周、秦、漢、隋、唐、宋、元、明，直至清朝前期的社會調查。

古代都有哪些類型的社會調查

古代社會調查的類型，是隨著社會調查目的、需求的發展而不斷擴展的，它們的調查主體、社會功能也是多種多樣、不斷擴展的。

行政型社會調查。其調查者主要是統治階級的官吏，其主要目的是收繳貢賦、征集兵員、派使徭役，管理國家和鞏固統治，同時服務社會。例如，殷商甲骨文、金文中關于“登人”和戰爭的記載，春秋戰國的上計制度和“初稅畝”，秦的“初令男子書年”和“使黔首自實田”，漢的“編戶齊民”和“度田”，隋的“輸籍之法”，唐的丈量土地和《國計簿》，宋的“丁產簿”、“結甲冊”和“魚鱗冊”，元的“諸色戶計”和戶籍清理，明的戶帖和黃冊制度，清的“攤丁入畝”和賦役簿冊等。行政型社會調查的社會功能，主要是統治階級管理國家、治理社會、統治和剝削人民的重要工具。

改革型社會調查。其調查者主要是社會改革家，其主要目的是揭露時弊、剖析病因、提出方案，推動變革，破舊立新。例如，周公旦的“明德慎罰”和“敬德保民”，管仲的“明法審數”和“八觀”，孫武的“知彼知己者，百戰不殆”，商鞅的“強國知十三數”，秦的郡縣制改革和車同軌、書同文，漢的文景之治和光武中興，北魏孝文帝的漢化改革，唐的貞觀之治和兩稅法，宋的慶歷新政和熙寧變法，遼的“因俗而治”和一朝兩制，元的治漢地、行漢法，明的張居正改革和“一條鞭法”，以及清的洋務運動等。改革型社會調查的社會功能，主要是社會改革家探究社會病因、提出改革方案、推行社會變革的有力武器。

學術型社會調查。其調查者主要是各類學者，其主要目的是廣泛搜集資料、開展學術研究，形成新觀點、新學問。例如，先秦的《山海經》，孫武的《孫子兵法》，司馬遷的《史記》，班固的《漢書》，李時珍的《本草綱目》，徐光啟的《農政全書》，宋應星的《天工開物》，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魏源的《海國圖志》等。學術型社會調查的社會功能，主要是學問家、思想家搜集社會信息、研究社會現實，形成新觀點、新理論的基本方法。

文藝型社會調查。其調查者主要是文學家、藝術家、詩詞作者等，其主要目的是體察社情民意、深刻反映現實、創作新作品、塑造新人性。例如，先秦的《詩經》、《離騷》和《九歌》，“建安七子”的《洛神賦》、《飲馬長城窟行》和《西京亂無象》，陶淵明的《歸園田居》，明清的《三國演義》、《水滸傳》、《西游記》和《金瓶梅》，馮夢龍的《三言》，曹雪芹的《紅樓夢》，蒲松齡的《聊齋志異》，吳敬梓的《儒林外史》等。文藝型社會調查的社會功能，主要是文學家、藝術家體察社情民意、創作精神佳品的重要途徑。

應用型社會調查。其調查者主要是除上述幾類調查主體之外各行各業的翹楚，其主要目的是把握社會需求、服務廣大受眾，開拓新業務、創造新局面。例如，秦的《封診式》中記載的司法調查，劉晏的商情調查和經濟調查，鄭和的《鄭和航海圖》，徐弘祖的《徐霞客游記》，以及清的《康熙皇輿全覽圖》和《乾隆內府地圖》等。應用型社會調查的社會功能，主要是各行各業翹楚滿足社會需求，搞好自身業務，更好服務社會的有效手段。

古代社會調查都調查些什么

先出現人口調查，后出現土地調查。中國進入奴隸社會后，由于需要征集兵員抵御外侮或對外擴張，因而早在夏商時期就出現了對于“登人”的調查。這說明，人口調查早于土地調查。就人口調查而言，由于征集兵員、派使徭役只需要掌握丁(成年男子)口數，因而丁口調查又早于全面的人口調查，直至西周“及大比，登民數，自生齒以上，登于天府。”(《周禮·秋官司寇第五·小司寇》)，仍不是全面的人口調查。就土地調查而言，山水調查早于田畝調查。因為，上古時代水患頻繁，它涉及到部族的興衰存亡，因而就出現了勘察山脈、水系及其走向的大規模山水調查，《山海經》、《禹貢》等，就是古代山水調查的結晶。至于田畝調查，由于早期華夏地廣人稀，想耕種多少地就耕種多少地，根本不存在田畝調查的客觀需要，直到春秋時期的楚國才出現“書土田，度山林，鳩藪澤，辨京陵”(《左傳·魯襄公二十五年》)的記載。

先重人丁、戶口調查，后重田畝、財產調查。賦役，是賦、稅和兵、役的合稱。賦稅，是統治者為管理國家、維護統治而強制征收的田賦和捐稅，一般包括以人丁為依據的人頭稅(即丁稅)，以戶為依據的財產稅(即調)，以田畝為依據的土地稅(即田租)，以及各種各樣的苛捐雜稅。兵役，是統治階級為了維護統治，鎮壓百姓反抗，抵御外族入侵或對外擴張，興建皇家宮室、官衙和水利等官用、民用工程而強行征集的兵員和徭役，一般以成年男子為征集的對象。

中國古代的賦稅制度，以唐建中元年(780年)實行“兩稅制”為界，此前多重口稅、丁稅，此后轉向重田稅、財產稅。因此，為征收稅賦而開展調查的內容，從夏、商、周，到秦、漢、隋直至唐前期，大都重丁口調查、人口調查和戶口調查;唐建中元年后，則轉向重田畝調查和財產調查，特別是清雍正推行“攤丁入畝”改革后，田畝和財產更成為行政性社會調查的重點內容。但是，這絕不是說人丁、戶口調查不重要。由于兵役的征集都以成年男子為對象，因而歷朝歷代都非常重視丁口調查。秦以后丁口調查擴展為人口調查，但仍強調“令男子書年”，其目的是便于根據男子年齡來征集兵員和徭役。總體而言，對于統治階級來說，人丁、戶口調查，不僅先于田畝、財產調查，而且重于田畝、財產調查。

先經濟領域調查，后非經濟領域調查。夏、商、周時期，以農牧業為經濟基礎，以稅賦為主要目的，因而早期經濟調查的內容，大都涉及農牧業和稅賦情況。例如，夏王朝的農業主要種植粟、黍、豆、麻和水稻，其收成和稅賦主要取決于土壤狀況，因而《禹貢》按土質優劣對九州的田、賦情況進行復合分組：首先，按“等”分為上、中、下三等;然后，按“級”再細分為上、中、下三級。這種復合分組，既是農業調查的結果，又是稅賦調查的總結。

至于非經濟領域的調查內容，在夏、商、周時期，主要涉及軍隊、戰爭、狩獵和祭祀等情況的調查。秦漢以后，賈誼的《治安策》，傅玄的“五條政見”，魏征的《諫太宗十思疏》和《十漸不克終疏》，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書》和《本朝百年無事札子》，海瑞的《治安疏》，張居正的《論時政疏》，顧炎武的《天下郡國利病書》，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宋應星的《天工開物》等，則大都涉及到政治、思想、文化、科技等非經濟領域。

先客觀現實情況調查，后主觀精神狀態調查。先秦的許多政治家、思想家，就很重視主觀精神狀態的調查。例如，成書于春秋時期的《詩經》，真實反映了中國奴隸社會從興盛到衰敗的歷史面貌。它既是對奴隸社會客觀現實的描述，又是上古時期社會習俗風尚、主觀精神狀態的反映。又如，管仲的“八觀”，前四觀主要涉及饑飽、貧富、侈儉、虛實等經濟領域的客觀現實情況，后四觀則主要是對“民”、“臣”和“上意”的主觀狀態進行調查，并據此對一個國家的治亂、強弱、興滅、存亡做出判斷。中國近代的啟蒙思想家，更重視廣大民眾的主觀精神狀態。例如，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等所宣揚的“民本”思想、“民權”意識，以及“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精神，既是對歷史經驗的總結，又是對當時民眾主觀精神狀態進行調查的結晶